访莎士比亚全集译者傅光明,我如何走上文学翻译之路

梁实秋本打算用20年译完《莎士比亚全集》,而实际上用了30年。译完后朋友们为他举行庆功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要译《莎士比亚全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不是学者,若是学者就搞研究去了;二是不是天才,若是天才就搞创作去了;三是活得相当久。“很侥幸,这三个条件我都具备”。众人听了,开怀大笑,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作为我,当然不能同梁相比,但他说的这三个条件,我想我也大体具备。我不是学者,更不是天才,即使同作为本职工作的教书相比,最为人知晓的也仍是翻译。
其实,即使这最为人知晓的翻译,也纯属歪打正着。过去有名的翻译家,如林琴南、苏曼殊、朱生豪、梁实秋、周作人、鲁迅、郭沫若、丰子恺、冰心、杨绛、傅雷、王道乾、查良铮、汝龙等人,大多出身名门望族或书香门第,自幼熟读经史,国学西学融于一炉,中文外文得心应手。翻译之余搞创作,创作之余搞翻译,或翻译创作之余做学问,往往兼翻译家、作家甚至学者于一身,如开头说的梁即完全如此,也是众人开怀大笑的缘由,而我截然有别。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出生在东北平原一个至少上查五代皆躬耕田垅的“闯关东”农户之家——林姓以文功武略彪炳青史者比比皆是,但我们这一支大体无可攀附,出生不久举家迁出,随着在县供销社、乡镇机关当小干部的父亲,辗转于县城和半山区村落之间。从我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定居在一个叫小北沟的仅五户人家的小山村。小山村很穷,借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话说,穷得连乌鸦都会哭着飞走。任何人都不会想到,那样的小山沟会走出一个据说有些影响的翻译家。
回想起来,这要首先感谢我的母亲。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如果母亲不把自己稀粥碗底的饭粒,拨到我的饭盒里并不时瞒着弟妹们往里放一个咸鸡蛋,我恐怕很难好好读完小学;其次要感谢我的父亲。爱看书的父亲有个书箱,里面有“三国”“水浒”和《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等许多新旧小说,使我从小有机会看书。同时我还想感谢我自己,感谢对看书毫不含糊的痴迷。我确实喜欢看书,不喜欢说话,不喜欢和同伴嬉闹。小时所有快乐的记忆、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几乎都和书有关。现在都好像能嗅到在煤油灯下看书摘抄漂亮句子时,灯火苗突然烧着额前头发的焦煳味儿。
这么着,最喜欢上的就是语文课,成绩也最好。至于外语,毕竟那个时代的乡村小学,没有外语课,连外语这个词儿都没听说过。升上初中——因“文革”关系只上到初一就停课了,也没学外语。由外语翻译过来的小说固然看过两三本,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个真正的人》以及《贵族之家》,但没有意识到那是翻译作品。别说译者,连作者名字都不曾留意。这就是说,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完全没有外语意识和翻译意识中度过的。由于语文和作文成绩好,作为将来的职业,作家、诗人甚至记者之类倒是偶尔模模糊糊设想过,但翻译二字从未出现在脑海。
阴差阳错,上大学学的外语是日语。不怕你见笑,学日语之前我不知晓天底下竟有日本语,以为日本人就像不知看过多少遍的《地道战》《地雷战》里的鬼子兵一样,讲半生不熟的汉语,张口“你的死啦死啦的”,闭口“你的八路的干活?八格牙路!”入学申请书上专业志愿那栏也是有的,但正值“文革”,又是贫下中农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所以那一栏填的是“一切听从党安排”。结果,不知什么缘故,至今也不知道,完全谜一样,党安排我学了日语。假如安排我学自己喜欢和得意的语文,今天我未必成为同样有些影响的作家,而若安排我学畜牧,在农业基本机械化的今天,我十有八九失业。但事实是,我被安排学了日语,并成为日本文学与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成为大体像那么回事的翻译家。

1921年,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上,这是最早的莎士比亚戏剧中译本,到今天,莎剧中文翻译的历程已有95年。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为人熟知的莎剧翻译家是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和方平等。
其中朱生豪、梁实秋、方平的莎翁译本都出过全集(朱生豪因病早逝最后6部史剧未及翻译;方平译本为方平主译主编,多人合译;梁实秋独自完成全集翻译),而孙大雨的译作共有八部。以体例论,则朱生豪、梁实秋是散文体,孙大雨是首用诗体来译,而2014年由方平主译、主编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则是首部诗体全集译本。此外,卞之琳、梁宗岱、曹禺翻译莎剧或诗歌也广为中国读者所熟悉。
莎士比亚是世界性的文学巨匠,其本人的创作固然是根本,但是对于英语世界之外的广大读者来说,要认识到莎士比亚魅力自然需要通过译本,他们心目中的莎剧和莎翁,毋宁说是翻译家塑造的形象。在中国,几代翻译家各倾心力和才华,才有了丰富、深邃、雅赡的独属于中国的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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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现场,左一为朱尚刚 图/澎湃新闻
今年适逢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2016上海长宁区读书节阅读嘉年华”的开篇活动,就为读者准备两场莎士比亚系列讲座。4月16日下午,首场讲座即由朱生豪独子朱尚刚和复旦大学英语系教授、诗体《莎士比亚全集》译者之一张冲,在上海长宁区图书馆为读者讲述两代翻译家的“莎翁情史”。
没有莎翁汉译,日本人说中国没文化
1942年,英国伯明翰举办了莎士比亚作品外国译本的展览,在日本的展台上,陈列着一套日本人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精装烫金数十册,蔚为大观。而在这套全集旁边,则孤零零地摆着中国出版的薄薄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译者为田汉。这种文化之痛,朱生豪早早就已经有所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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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生豪夫妇 图/澎湃新闻
1929年,17岁的朱生豪从浙江嘉兴秀州中学毕业,被保送到省城杭州知名的高等学府——之江大学学习,主修国文,选修英文。朱尚刚说,父亲在一些名师的点拨下,学识有了很大提高,被师友们公认为“之江才子”,甚至还有“之江办学数十年来不易才”、“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的评价。
之江大学的四年,为朱生豪打下了良好的国文和英语功底。因学校藏书丰富,他得以阅读大量中外古今优秀文学作品,其中对他感染最深、影响最大的是诸如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等许多英国诗人的作品。
“另外,对于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深深为莎剧里面深厚的人文主义内涵所吸引,在大学期间,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朱尚刚说。
张冲认为,对诗歌语言的敏感和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积淀,以及爱国心,是朱生豪得以完成里程碑式的莎剧全集的三个重要原因。这里所说的爱国心,朱尚刚解释,指的是朱生豪走进莎剧翻译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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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集》手稿 图/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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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集》手稿 图/澎湃新闻
当时是1935年春,上海各大出版社纷纷翻译世界名着,朱生豪毕业后供职的世界书局自然不甘落后,打算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时任英文部主任的詹文浒建议朱生豪来翻译,朱生豪答应了。据朱生豪夫人宋清如回忆,所订合同是记件付酬,每千字两银元。当时朱生豪要负担全家人的生活,经济拮据,翻译稿酬虽然不多,但亦不无小补。
但实际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他想借翻译莎剧,对日本进行文化上的抵抗和反击。1936年夏天,他在给宋清如的信中写道:“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信中“舍弟”是朱生豪胞弟朱文振,而“某国人”指的正是日本人。
“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父亲原来常因报国无门而感到苦闷、迷盲,而这个时候就发现自己的工作可以为民族争光,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联系起来,精神面貌就一下子振作起来了,所以他下决心要把翻译莎士比亚这项工作做好,为国争光。”朱尚刚说,从此以后父亲一改原来的“孤独、寂寞、彷徨”的心态,进入了莎士比亚的世界。
两本词典,两度重译,一生无他
朱生豪在反复研读全部莎剧和尽可能搜集不同版本后,于1936年开始动笔翻译。在给宋清如的信中说,“蚊子比较多……叮就让它叮去,没有工夫理它们”,可见他有多投入。
因为莎剧原文是中古英语的诗句,如果仍然按照诗剧来译,朱生豪认为,不但难度大,而且在语言使用上受到很大限制,难以达到通俗、流畅的要求。几经斟酌后,他决定采用散文体进行翻译。“但他作为一个诗人,在译作中还是无处不有诗的元素和韵味的。”朱尚刚表示。
到1937年夏天,朱生豪已经译完了莎士比亚的多部戏剧,预估到秋天可以把第一分册“喜剧”部分全部完成。但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火打断了他的翻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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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期朱生豪从寓所逃出时携带的藤箱
图/澎湃新闻

“父亲居住地首当其冲。他只得连夜仓促出走,什么都来不及整理,只带了一个藤箱,里面装了一本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少量的稿纸和几件衣服。”第二天,朱生豪准备冒险去取回已经交给世界书局的译稿,但是那一带已经一片混乱,无法通行,而世界书局总部更是被日军占领。“父亲一年多来的全部译稿以及千辛万苦收集起来的各个版本的莎剧、参考资料以及其他书籍用品全部都散失掉了。”朱尚刚说,虽然后来有两个剧本译稿找了回来,但那时朱生豪已经重新翻译了。
朱生豪回到了家乡嘉兴,后又辗转多地,直到1938年,才冒险重回上海“孤岛”,后又进入中美日报工作。在这期间,朱生豪的翻译工作没有停止,他还是从《暴风雨》开始从头进行翻译。然而这部分的译稿又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占领整个上海而没能保存下来。
再次逃离上海后,1942年5月,朱生豪在与宋清如举行了简而又简的婚礼后,去常熟宋清如娘家暂住半年,后又回到了嘉兴老家,并在第三次从头翻译莎剧中走完了他短暂而丰盈的一生。
“那时他仅有的工具书只是两本词典——《牛津词典》和《英汉四用词典》,既无其他可以参考的书籍,也没有可以探讨质疑的师友。他所耗费的精力,确实难以想象。”朱尚刚说。
由于超高的脑力支出,加上贫困而得不到必要的营养补充,1944年6月,朱生豪在翻译完《亨利五世》的前两幕后不得不放下了笔,于当年年底因肺结核、肠结核等并发症英年早逝,时年仅32岁。
“准确地说是五部半历史剧没来得及翻译,就走了。他最大的遗憾是‘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朱尚刚不无唏嘘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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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生豪病中抄录的《亨利五世》第三幕部分台词 图/澎湃新闻
吸收国际莎学最新成果,提供另外一种莎士比亚
尽管受限于时代、条件和个人风格,朱生豪的译本难免有不善之处,但流传半个多世纪以来,朱译莎剧已经成为广受读者喜爱的经典译本。面对这样一座丰碑,和其他前人的优秀译本,张冲参与的由方平主译、主编的《莎士比亚全集》试图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莎士比亚。
“因为朱生豪这么一座丰碑在这里,我们怎么超过他?只能和他显得不一样。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他接触、认识到的莎士比亚就不一样。”张冲谈到诗体新译的初衷这样说。
1991到1992年期间,张冲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时,在书店偶然看到了莎士比亚的第38部戏剧——《两贵亲》,很喜欢,而恰巧自己的博士论文正是写莎士比亚研究,所以就决定试着翻译。这部新发现的莎剧,其实在1970年代国际上已经归入了《莎士比亚全集》,但是中国这边却鲜有知道的。
张冲开始翻译时,并不知道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孙法理也在翻译,只是觉得面对基本都是散文体的莎剧翻译,何不尝试一下用诗体的形式来翻译呢?翻译完成后,张冲将其拿给方平看。方平读完以后觉得很好,而当时方平正在做莎士比亚诗体全集的翻译,就邀请他加入进来。除了《两贵亲》外,张冲还翻译了四部传奇剧,和一篇被认为有60%可能性是莎士比亚最早一部剧的《爱德华三世》。
当初为何会想到用诗歌体来翻译,张冲回想,这首先是因为他是从英文开始认识莎士比亚的,一开始就接触的是诗体的莎剧原貌。
“莎士比亚对我来说,他的诗体和散文体不仅仅是简单的作品表达形式不同,按照现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和其他理论来说,形式是有意义的,对于莎士比亚而言,他的形式自然也是有意义的。”张冲解释道。
比如,在莎剧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在说话时,可能就会以散文体表达,而场景一旦转到那些贵族或优雅女性之间的谈话时,大部分时候就会是诗体。另外,莎剧中的诗体大部分是无韵诗,而偶尔押韵的时候,往往是转幕的需要。
“莎士比亚那个时候演戏没有大幕的,怎么提示台上的人说‘差不多该下去了’,提示下面的演员说‘准备好,你要上去了’,往往莎士比亚在场景转换的时候会用四行押韵诗,有一点像中国古典戏曲,像元杂剧中的上场诗和下场诗。”张冲介绍道。
这套全新的诗体译本于2014年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时出版,充分吸收了国际莎学研究的最新成功,共收莎剧38部和1部存在争议的《爱德华三世》,凡470万言。主译、主编方平承担了大部分翻译和修改等工作,但可惜并没有看到全集的问世,他在2008年去世前曾指出:“这一套全新的诗体全集译文《莎士比亚全集》不只是新在这是按照原来的文学样式的新译,而是想着重表明,在一种新的概念启发下,对于莎剧的一种新的认识。”
张冲对此解释道,“我们老以为经典是放在书架上让人瞻仰的,其实不是,经典的起源一定是草根。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为了让上面的人可以演,让下面的人可以看的。”所以方平在翻译过程中,一直试图把莎剧文本从传统的“案头剧”转向“台上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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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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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译莎剧第一辑新译本四种:《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和《奥赛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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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

对一位译者来说,翻译任何一部莎士比亚戏剧都是一项巨大挑战。伟大的原著,以及在他之前的众多优秀译本,这些都像横在新译者面前的高山,无论他最后能走多远,都不能完全避开前面这些“影响的焦虑”。而敢于挑战、欲以一己之力完成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这一超级志业之人,更是世间少有。迄今为止,中文世界完成这一挑战的人,有,仅梁实秋一人。所以,当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先生发愿,将尝试独立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并已出版第一辑新译本四种(《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和《奥赛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7月出版),第二辑五种(《李尔王》《麦克白》《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第十二夜》)也将在2019年三四月间问世,其翻译的体量之大、出版效率之高,令人惊叹。是什么样的动力和热情,催动他毅然接受这样的重磅挑战?他的“注释导读本”新译,与前人的重要译本相比,又有何特别之处?日前,记者采访了傅光明先生。

新译莎士比亚的缘起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的成就有目共睹。2012年,他着手写作酝酿多年的《老舍传》,并将其视为多年老舍研究的重要结晶。遗憾的是,这本书至今未能完稿,皆因半路杀出程咬金。一个偶然的机缘,他开始尝试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没想到这一“触碰”,竟从“试水”变成“转轨”,从此改写了他之后的学术研究重心。莎剧翻译的庞大工作量、复杂的智识挑战和莎剧无穷的文学魅力,使他不得不暂时放下心仪已久的老舍研究,把自己完全投进莎士比亚的怀抱,执着耕耘,甘苦自知,并已在朋友眼里变成一个“我为莎翁狂”的人。

翻译莎剧的最初因缘,始于2012年4月,当时,傅光明应美国国会图书馆东亚部之邀访美。在一次与友人韩秀的闲聊中,傅光明提及十几年前曾出于好玩,译过查尔斯·兰姆跟姐姐玛丽·兰姆合作改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韩秀即表示可向台湾商务印书馆方鹏程总编辑推荐,看可否促成出一个繁体字版本。方鹏程迅速回复邮件,认可傅氏译文,并问他手头是否还有其他已出版的西方文学名作译本,或可一并考虑出版。随后不久,傅译《我的童话人生——安徒生自传》也被台湾商务接受出版。但有一点傅光明至今回忆起来仍觉不可思议,即在后来的邮件往来中,傅光明曾有透露,因酷爱莎翁的缘故,他曾想新译一些莎剧中的经典片段,因觉目前流行的无论朱生豪、还是梁实秋译本,语言都早已不具现代感。不想方鹏程在回复时问:“假如台湾商务邀请您重新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您会考虑吗?”

这把傅光明吓了一跳。他最初只想新译部分莎剧,并视之为一个多年来秘藏于心的“宏伟计划”,没想到对方直接递过来一个比初衷恢宏得多的愿景。接受,还是婉拒?若接受,无疑这是一个极大挑战,并将是持续多年的大工程。但新译莎翁全集,吸引力实在太大,“如能顺利完成新译,将是泽被后世、功德无量之事。”经过慎重思考,傅光明回复台湾商务印书馆,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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