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与明代后期士人之心态走向,为何没有为他立传

从几个侧面、几个人,其实难以窥测明代后期士人心态之全貌。之所以这样做,意不过在于了解一点动向。想借助一点事实,来描述明代后期几个士人群落之心理趋向。然亦只到天启初,未及崇祯,更未及易代之际。盖以为明之亡,万历后期已成定局。士之出处去就,群分类别,已足展现其分化之情状。而崇祯至易代之际,此种之分化,似更为复杂而激烈。临难之际,彼等之行为,为善为恶,亦更为惊心动魄。研究彼时之士人心态,另是一篇大文章。

李贽,原姓林,名载贽,明嘉靖六年出生于福建泉州晋江,嘉靖三十一年考中举人后改姓李,为避穆宗讳改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历官共城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隆庆四年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万历五年任云南姚安知府,三年后弃官,后寄寓黄安、麻城芝佛院。万历三十年,以“惑世诬民”罪名被捕下狱后自杀,享年七十六岁。

对于明代后期不同之士人群落,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应该给予如何之评价,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同一个人、同一群落之看法,不唯千差万别,甚至天玄地远。作为明亡过来人的王夫之,对于明代后起之新思潮,就表现出极端之厌恶。他说:“阳明天泉付法,止依北秀南能一转语作胡芦样,不特充塞仁义,其不知廉耻亦甚矣!”他的意思是说,阳明思想,不过禅家者流,而妄谈仁义。因之他就给了极严厉之批评,说是不知廉耻。他对于李贽及其相近之士人群落,更是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方密之“特其直斥何心隐、李宏甫为刑戮之民,则允为铁案;绝无关系处,以身试灯油而恣其意欲。无知轻躁之徒,翕然从之,其书抵今犹传,乌容不亟诛绝之也!”又说李贽在任云南姚安知府时,“恣其贪暴,凌轹士民,故滇人切齿恨之”。关于李贽在姚安知府任上贪暴之事,并无确凿之证据,只不过由于对李贽思想行为之否定,从而亦信有关李贽贪暴之传闻。王夫之对于万历时任情纵欲之士人群落,同样持否定之态度。他说:“潘之恒以纳赀入太学,用淫媟术事宾尹,施施以兽行相矜,乃至纂撰成编,列稗官中,导天下恶少年以醉骨。而袁中郎、钱受之、钟伯敬辈争推毂之恒,收为名士。廉耻堕,禽风煽,以使神州陆沉而莫之挽。”[1]这是说,潘之恒、袁宏道他们亦负有神州陆沉之责任。与之相反,也是明亡过来人的钱谦益,则称李贽为姚安太守时“政令清简”,且对其人格备加称赞:“卓老风骨棱棱,中燠外冷,参求理乘,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语皆刀剑上事。”他视李贽为异人。[2]他也并不否定袁宏道与潘之恒。他说袁宏道为吴县令时,“县繁难治,能以廉静致理”。[3]他对于潘之恒,也只用了一种中性之叙述:“好结客,能急难。晚而倦游,家益落,侨寓金陵,留连曲中,征歌度曲,纵酒乞食,阳狂落魄以死。”[4]也是明亡过来人的张岱,则把东林党人看作败国亡家之祸害。他用了四十余年完成《石匮书》,有人批评说书中没有拥载东林,不合时宜。他为此有一大段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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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从幼年起,就形成了叛逆的性格,他的思想和为人都反映了这种性格。他的作品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和《史纲评要》,《藏书》是依纪传体评论历史人物,《史纲评要》是按编年体评论历史人物,《焚书》大部分是他与时人通信的辑录,以及对自己经历的叙述和所作诗文及史论的辑录,也有一些是表达他对当时社会思潮的思考和评论。要了解李贽的思想及其为人,离不开他自己留下的作品。

《明史》没有为李贽立传,只是在耿定向的传记中提到他。耿定向兄弟本来是李贽的朋友,李贽在五十三岁以后,在黄安耿定向家为其子女任教职。李贽与耿定向的弟弟耿定理在思想观念上比较一致,耿定理去世以后,李贽与耿定向之间由于思想分歧而互相对立,从此二人成为两条车道上跑的车,从互相争论到互相指责,到最后李贽被耿定向所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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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耿定向传》云:“定向初立朝有时望,后历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王锡爵四辅,皆能无龃龉。至居正夺情,寓书友人誉为伊尹,而贬言者,时议訾之。”从这一段话可以知道耿定向属于在朝执政的阵营,至于他的学术思想,其本传云:“其学本王守仁,尝招晋江李贽于黄安。”在思想起源上,他与李贽都属于王艮的泰州学派,二人所走的道路则完全相反,实际上耿定向与弟弟耿定理在为人和思想倾向上也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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