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唐代史馆的设置,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

内容摘要:五代史馆不仅于战乱频仍中搜集大量当代史与前朝史史料,而且撰成了内涵丰富的当朝实录以及二十四部正史之一《旧唐书》。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五代史学的研究多聚焦于五代实录与《旧唐书》的编纂过程,而对其思想、特色与价值等内容疏于考察,因而有必要从编纂思想的视角,重新审视五代史学的总体成就,并由此揭示五代史学承唐启宋的演进特色。关键词:五代时期设馆修史五代实录《旧唐书》编纂思想。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书编纂一般有两条途径,一为官修,一为私撰。而官修史书则主要通过设馆修史来完成。由此,史馆就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史馆的研究也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课题之一。中国古代独立的史馆形成于唐代,对史馆的评论,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就对史馆制度的得失利弊进行分析,尤其严厉批评了唐代史馆修史的弊端,诸如设馆修史多秉承监修意志,扼杀一家之言,丢掉了实录直书的传统,史官责任不专,效率低下等等,凡此种种,触及了史馆修史之专制主义的本质,显示了一个史学批评家的尖锐锋芒。(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清初设馆编纂《明史》,馆臣万斯同、潘耒、朱彝尊、施闰章、李因笃等人也对史馆修史的弊端提出批评,认为史馆修史,书成众手,史才难觅,职任不清,所修史书,文芜体散,并提出矫正弊端的方法,诸如严于选才,因人善任;统一义例,职任分明等。这显然受到刘知几的影响。(王记录《论〈明史〉编修二题》,《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进入20世纪,关于史馆修史制度的研究日益加强,取得了很大成就。百余年来的中国古代史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20世纪40年代,当时学者及政府官员屡次向国民政府倡议设立国史馆,引发人们对古代史馆修史的注意,金毓黻、傅振伦、赵冈、朱希祖、柳诒徵等人都撰写过探讨古代史馆的文章,对古代史馆进行了初步研究。一个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时期的研究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成果多,涉及面广,从北齐到清代的各代史馆的状况几乎都纳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野。二是研究更加深入,厘清了不少人们在史馆修史方面的模糊认识。三是海峡两岸学者齐头并进,在史馆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一、总论中国是重视历史的国家,也是保留历史资料最完善的国家。史馆在这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总体上对中国古代史馆修史进行梳理,评其利弊得失,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傅振伦《中国历代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第4卷合刊本,1944年5月)利用正史资料考察了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制度的状况,是第一篇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史馆修史的文章。刘节在所著《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自殷商至清代史官制度、史馆制度及官修史书的情况,并对其中的利弊得失进行了评价。朱桂昌《历代史官与修史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3期)概括地论述了古代史官的起源和职责、从汉至唐私家修史与修史机构的发展、唐代的史馆和官修史书、明清时期的翰林院和史书之编纂等情况。倪道善《古代史馆述评》(《历史教学》1988年第8期)介绍了古代史馆的设立、沿革及其职掌,指出史馆的职掌有两个方面,一为修前朝史,一为修当代史。史馆虽然有刘知几所说的种种弊端,但仍有其积极作用,一是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和丰富的史料,为修史提供优越的条件,二是开馆修史,能集众家之长,三是有助于纠正前朝史籍中的隐讳不实之词等。历代统治者重视史馆修史,一是通过修史借鉴前朝经验,二是证明新王朝的合法地位,三是笼络士人、点缀升平,四是垄断修史、控制褒贬大权。商慧明《史馆制度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指出,巨细无遗地征集资料、垄断正史与国史的修撰、规范统一的编纂体裁、完善的官家修史体制,是史馆修史的特点。史馆之所以长期维持不断,是因为统治者和史官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试图通过修史来完善天朝大国的形象、提高传统的地位、强化史学政治化。史馆完成了许多私人史家不可能完成的宏大修史任务,但同时也因循守旧、扼杀才智,史馆既是中国史学的骄傲,又是中国史学的悲哀。他在《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的流弊》(《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9期)中还指出宰相监修国史和一切唯上的修史规矩使官修史书流弊重重,集天下之人才,将一个原本丰富多彩的史学天地拖入一种思想、一种笔法、一种模式的沼泽之中,用一种思维规范统领众多史官,是史馆修史的最大流弊。陈其泰《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从设馆修史的肇始、史馆在北朝的出现及修史成就、唐初史馆制度的确立及其对中华文明的意义三个方面充分肯定了史馆的意义,特别强调史馆修史在各民族走向统一中所具有的凝聚力量。可以看到,人们对史馆修史已经有了一分为二的看法,既肯定史馆在修史中的作用,又指出其流弊。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官与史馆西汶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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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正式设立史馆修史并形成一系列的制度,这是我国史学史和政治制度发展的一大进步。而史馆制度的确立绝非偶然,是有其深刻是社会政治原因。同时,史馆的设置并制度化在当时来说是空前的,对后世史馆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此外,史馆制度化又有其弊端,这是封建制度下是必然结果。本文不揣冒昧,略陈管见,以求一二之赐教。
[关键词] 唐代,史馆,监修国史,史馆制度
贞观三年,唐太宗将史馆从秘书省中分离出来,置于禁中,使其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成为独立修史机构。唐初设立史馆修史,是对历代官方修史形式的制度化,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从私人修史向政府修史的转折点。
设馆修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兰台、东观,据《后汉书》记载,班固就曾“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1],又《唐六典》有记:“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黄景等相次著述东观,所撰书谓之《东观汉记》”[2].由此可见,兰台、东观应为当时修史的地方,但是二者又与后来的史馆有着本质的区别。兰台系“掌图籍秘书”,东观则是藏书之地,都非专供修史。之所以于此修史,是因为藏书丰富,有利用之便。[3]此后历朝都设有修史机构,或隶中书省或隶秘书省,没有独立固定的形式。至北齐“史馆之名自此有也”[4],但是它仍然不是独立的修史机构,而是负有修史之责的秘书省下属机构著作省。隋统一后,又设史馆,置著作郎、著作佐郎等史官,隶属秘书省。及唐朝建立,“武德因隋旧制”[5],因此贞观之前史馆的设置并无定制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机构。那么为什么到了唐太宗贞观时期就要将史馆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机构并形成一系列的史馆制度呢?
其实,唐太宗贞观三年,正式确立史馆修史制度,这绝非偶然。笔者认为,这是当时政治大一统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在史学领域的体现。自汉末到隋统一前,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至隋唐,才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大帝国。随着政治统一,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思想意识也须高度统一,才能巩固政治统一。同时,在确定官方史馆修史制度之前,民间多有私修史书者,他们多奉行“直书”的传统书法,虽然这样写史比较真实,但却多有触犯封建统治者的禁忌,不利于封建统治者皇权的维护。因此,早在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就已经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开皇十三年五月,隋文帝就曾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6]但是隋朝短命而亡,在前朝的教训下,唐初统治者深知巩固政权的重要性,特别是要统一人们的历史认识,清除分裂割据的历史影响。因此就有了将史馆独立出来,垄断修史大权的必要性。此外,唐太宗本人对于历史的借鉴作用及史书的修撰更是异常重视。他曾多次对大臣们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7]又贞观十年,房玄龄、魏征等上所修周、北齐、梁、陈、隋五部史书,唐太宗就十分高兴地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8]
唐代史馆与前朝史馆相比有着不一样的地位。唐太宗将史馆移置禁中门下省北,使之成为宫中整理古籍、修撰史书以及提供历史经验的正式修史机构,这大大提高了史馆的地位。此外在贞观三年设立史馆的同时,也确立了监修国史的制度,之后遂成定制,直至唐朝灭亡。监修国史,作为史馆修史活动是总负责人,在唐代一般是由宰相兼任,偶尔也会由一些史学泰斗或皇帝宠臣担任。如贞观一朝就由房玄龄担任,“
三年,
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9].同时,为了保证史料的完备与可靠,为使史馆及时了解各方面的重大事件,积累必要的文献,唐太宗还颁布了“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详见:《唐会要》卷63《史馆》上)的诏书,使史料征集制度化。而关于史馆职员的组织分工,在唐太宗时并未有明确规定,直至唐中期天宝后,史馆职员遂有所定制,分工也明确。据《新唐书•百官志》载“天宝后,他官兼史职者曰史馆修撰,初入为直馆。元和六年,宰相裴土自建议:登朝官领史职者为修撰,以官高一人判馆事;未登朝官皆为直馆。大中八年,废史馆直馆两员,增修撰四人,分掌四季。有令史二人,楷书十二人,写国史楷书十八人,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熟纸匠六人”[10].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史馆中,除监修国史和史官外,还配备有各种勤杂人员,为修史的成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同时,政府对史馆及其职员的待遇也极为优厚。据《史通•史馆建置》载:“暨皇家之建国也,
乃别置史馆,
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11]
在如此完备的史馆制度下,唐代的史学成就大放异彩。史馆设立后,太宗随即诏修五代史,由令狐德棻主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谦修《梁史》、《陈史》,魏征主修《隋史》,由宰相房玄龄总监诸代史。这次修史成效极为显著。贞观十年,五史全部修成上进。不过,刚修成时,因五史全为纪传,无表志,故又合称为“五代纪传”。贞观十五年又诏修五代史志,参加修撰的有于志宁、李谆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等人,宰相长孙无忌监修。至高宗显庆元年,十志三十卷亦告完成。十志本为五史而作,内容也通括五代,故当时称《五代史志》。由于五代史各自单行,所以就把《五代史志》编入五代史的最后一部《隋书》中。因此,《五代史志》又称《隋志》。贞观十八年,太宗又诏修《晋书》,二年后即告书成。此外,尚有李延寿私撰之《南史》、《北史》。不过,李延寿身入史馆,参与修撰诸史,得以广泛参考官方有关资料,书成之后,先请监修国史令狐德棻校阅,后又上表奏进于朝,直到官方正式承认后方公布于众,因此实与史馆官修无异。[12]总的来看,二十四史中就有八部“正史”在唐初完成修撰,史学成就斐然,这主要还是得益于唐初史馆的设置,大大推动和促进了唐朝史学的发展。
史馆制度的确立对于修史来说确实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史馆的设置也给修史带来了一些弊病。唐代的史馆是封建专制主义下的产物,是为皇权服务的,因此其写史也必然受到官家的限制。唐代将史馆置于政治权力中心目的是便于控制,同时由宰相监修,出入史馆皆高官,“重其职而秘其事”[13],紧紧控制着修史的权力,为君王而书史,因而多有隐晦的地方。如贞观十六年,唐太宗欲观国史,于是“房玄龄遂删略国史”[14],虽然唐太宗坚持要“直书其事”,但房玄龄的做法也已经为史馆修史处处忌讳隐瞒开了先例。此外,史馆的主要任务是修撰国史,即修撰本朝史,因此作为统治者往往为了自己的生前身后名而不惜歪曲历史事实,这样留给后世的历史就可能已经与事实脱节了。如关于唐太宗篡改国史及相关的建唐问题,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唐太宗篡改了国史。例如玄武门事件,陈寅恪认为:“经胜科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意即唐太宗夺取帝位后曾修改了国史。还有,贞观年间,史臣遵太宗意旨,于修撰高祖、太宗两朝实录时篡改建唐史实,将太宗抬高到奠基者的位置上,贬低高祖的作用,所谓太宗与刘文静首谋晋阳起兵之说,乃是贞观年间对实录、国史作了伪造的结果。[15]关于唐太宗是否篡改国史本文不作详细论述,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国史禁密之下,善恶必书的修史制度因帝王干预而不断破坏,武则天时期,史馆制度更是屡遭专制政权冲击。同时,官方垄断修史使得个人史学得不到正常发挥,对修史约束过甚致使贞观之后,史馆制度弊端日益暴露。
而曾在史馆任职的刘知几对史馆制度的弊端就作出过严厉的批评:“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16]史馆因为官俸优厚,所以很多进入史馆的史官并非是有真才实学的,他们通过种种关系,进入到史馆中来,不仅影响了史官的素质,并且也损坏了史馆的风气。史官在馆内修史,往往人浮于事,各不相下,(唐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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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唐代史馆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史学史发展的一大进步,也是我国封建政治制度深化的表现。史馆制度的确立影响深远,它不仅使唐政府在短短十几年内,便修成八部“正史”,魏晋以来的历史因之得以留存。更为重要的是,史馆之制为五代、宋、元、明、清,历朝相继因袭,保证了历朝“正史”编纂的连续性,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古文献,推动史学发展的作用。但是史馆制度的确立也不是没有弊端,这是在当时封建专制制度下所不能避免的。同时,史馆垄断修史也扼杀了个人史学的发展,使得此后史家难成“一家之言”。在笔者看来,修撰史书并不能完全将其纳入到政治的范畴,不能因此而扼杀其自由,这样史学发展才能保持其活力。对于史馆制度的出现,我们应该衡量其利弊,去伪存真,为今天所借鉴,史馆虽有其弊而不能掩其历史影响,这是有目共睹的。
参考文献: [1] (南朝•宋)范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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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贞观政要》[M],卷二,任贤第三。 [10] 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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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溥 撰,《唐会要》[M],卷六十三,史馆上。 [15]
白寿彝,《中国通史》[M],第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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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19] 刘知几,《史通》[M],外篇,忤时第十三。

关键词:实录;史学;旧唐书;战乱;编纂思想;设馆修史;搜集;唐启;关键词;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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