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王谢堂前燕,为什么东晋皇权旁落

东晋由皇族和各家大贵族共同支撑,颇有贵族民主色彩,皇权受多方制约,不能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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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谢安,司徒,太保、都督十五州军事,在他主持下,晋军在淝水之战中获胜,保住了汉人衣冠文化,谢安居功至伟。他两个儿子,谢瑶、谢琰。

问题:为什么东晋皇权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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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一朝政治最大的特点就是门阀政治,世家大族几乎把持了全部的朝政,皇帝虽然在其位,却无法主其政,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几个大族轮流执政,皇权旁落,士族门阀的特权大大的超过了西晋时期的门阀。一方面是因为东晋司马氏建立皇权离不开这些世家大族的支持与辅佐,建国之后也在政治、军事事务上多有倚重。一方面世家大族也不断的通过制度来扩张自己的权势,形成了“举贤不出世族”这样的局面,而且门阀之间盘综错节的关系也使得彼此之间尽管权斗,但是并不会伤害制度本身。

这里重点说说谢裒的子孙,他的儿子中,长子谢奕,任安西将军、豫州刺史,他的四个女人,阮容、王氏、程氏、柯氏,生八子四女,其中最著名的是女儿谢道韫和儿子谢玄。谢道韫是谢氏家族著名的才女,谢玄则在谢安的主持下打赢了淝水之战。谢玄的孙子谢灵运,是南朝宋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旅行家、道家,刘宋代晋后,任永嘉太守,后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年四十九。谢灵运少即好学,博览群书,工诗善文,其诗与颜延之齐名,并称“颜谢”,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诗派。

当然门阀势力的扩张也引起了皇帝的不满,曾经有两次比较大的皇权与士族相争的矛盾,一个是晋元帝、晋明帝在位期间的“王敦之乱”,一个是晋成帝时期的“苏峻之乱”。当年琅琊王氏辅佐支持晋元帝司马睿登上皇位,因而在朝廷中获得了特殊地位,“王与马,共天下”正是形容当时琅琊王氏的权势。可想而知,作为皇帝的司马睿并不是很开心有这样的局面,想要进一步扩大皇权。所以有一段时间开始疏远丞相王导,转而重用南方大族戴渊以及北方大族刁协等人,制约王敦。但是后者利用大族对政府不满情绪,联合南方的大族吴兴沈氏“清君侧”,最终原本支持皇室的这些大族都被杀害,到了晋明帝即位之后,王敦再次叛乱,却中途病死,王氏才略微受到削弱。

琅琊王氏是东晋四大家族之首,同时,还有另一家王氏家族,即太原王氏,虽不如琅琊王氏有名,不属于四大家族,但也有一些作为,太原王氏的王述之、王坦之父子,其中,王述之任尚书令,而王坦之成人后,任北中郎将,也与谢氏一起抗衡桓温。琅琊王氏虽然与太原王氏关系不大,不过,在上古时期,他们还是同出一源的,他们都是秦将王离的后裔。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共同始祖是东周灵王的儿子,亦即太子晋,太子晋因直谏被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任司徒,因为是周王之孙,时人称为“王家”,子孙遂以“王”为氏。宗敬居住于洛阳,其后代有一支迁到秦国,秦国名将王翦是太子晋的十八世孙,王翦与其子王贲、孙王离,是为秦国王家将的三代名将,是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功勋之臣。秦末,王离与项羽交战,阵亡,此后,为逃活命,王离的长子王元逃到琅琊郡,次子王威逃到太原郡,其后代分别形成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

四.司马氏掌权,东晋灭亡:巨大的讽刺

终于,在东晋第九任皇帝孝武帝时代,东晋中枢由其弟司马道子执政,而孝武帝也有幸成为了东晋开国以来第一位有实权的皇帝。九代,真不知道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知道后作何感想。

但是,历史就是这么讽刺。皇帝无实权,门阀轮流执政时期,东晋国力蒸蒸日上,司马氏终于掌权了,东晋却走向了灭亡。孝武帝任用其亲弟,同母弟司马道子代替谢安执政,结果二人均是昏庸无能之辈。不仅如此,兄弟二人还产生了矛盾,东晋朝堂矛盾变成了皇权和相权之争。孝武帝好酒色,因酒后戏言,被张贵人谋杀。司马德宗继位,司马道子总览大权,朝政日益腐败,不仅大肆挥霍无度,买官卖官,还宠信僧尼、优伶,朝政昏聩,远不如士族门阀轮流执政时期。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聚揽大权。而有趣的是,司马元显又架空了其父司马道子,这对愚蠢父子争起权来还真是看不出父子亲情。二人执政期间,先后发生了青兖二州刺史王恭叛乱,富庶的三吴地区孙恩利用宗教起事。一直心有大志,感慨“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的桓温之子桓玄趁机起兵,打败司马元显,废司马氏,自立为大楚皇帝,结果再次导致天下大乱。在平定桓玄之乱的过程中,北府军出身的寒门刘裕崛起,最终篡位,灭了司马氏。

研究东晋历史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疑问,为什么门阀势力如此之强的东晋,最终篡位的是刘裕这个寒门出身的将领呢?其实,我个人认为,门阀在势力均衡之时,强如王敦、桓温,也不能逆势而行,这就是时势。而随着谢氏主动隐退,让出执政权力,司马道子乱政,桓玄篡位,彻底打破了这种均势。导致天下大乱后,刘裕这种军阀可以重新整合资源,重建均势,只不过这种均势是刘裕这种军事强人建立的,而不是当年羸弱的司马氏。刘裕篡位后,皇权相当于再次有了军队的支持,而不像过去一样,皇权需要依赖于士族门阀。

刘裕建立南朝宋后,依旧是门阀士族的天下,但是不再是门阀政治,士族门阀回到了西晋时期的状态,即门阀虽然享受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但是也为皇权服务。皇权强,则门阀弱。东晋时期,虽为门阀政治,但是门第没有严格的阶级划分,像陈郡谢氏这样一跃成为高门的比较多,也比较容易,可以说,乱世提供了一个士族门阀表演的舞台。但是一旦局势稳定后,南朝的士族格局基本定型,除了后来兰陵萧氏依靠着皇权成为了士族高门,并且显赫于后世隋唐,基本上再无小士族、寒门晋升为大士族、
高门的例子。也可以说,经过东晋的门阀混战,门阀政治走向了终结,但士族之间的阶级格局也进入了稳定期,定型了。

回答:

东晋皇权的旁落与魏晋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魏晋时期是世家大族崛起的年代,在这个时期,任何人都无法加强中央集权,曹操家族、司马炎家族均是如此,甚至到了唐代初年的时候,山东地区世家大族的势力依然很强大,当时有“山东尚婚娅,江左尚人物,关中尚冠冕,代北尚贵戚”的说法。

下面我们来详细叙述魏晋皇族的家庭背景:

司马氏家族为河内大族,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担任过京兆尹、祖父司马隽担任过颍川太守、曾祖父司马量担任过豫章太守,司马氏家族可以说是世代为汉朝的将军、守、伊,真正的世家大族。

曹操实际上出身于寒门,曹操的父亲是宦官曹腾的养子,在那个注重门阀的年代,曹操的出身并不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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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帝曹丕)

司马氏家族取代曹氏家族成为皇族,其实就是世家大族取代寒门庶族,有历史的必然性在里面。

司马氏成为皇族以后,同样要防范其他的世家大族取代他,晋武帝司马炎上台以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宗室诸王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希望以宗室诸王在经济、军事方面的优势来震慑其他的世家大族与地方豪强,晋武帝加强宗室诸王实力的措施有:分封诸王、推行都督制(掌握地方军权的都督多由宗室担任)等等,但是这些举措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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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司马炎)

宗室诸王在地方上拥有经济、军事实力以后,必然会窥探皇权,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西晋初年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严重削弱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基础,也标志着晋武帝试图以加强宗室经济、军事实力来震慑地方豪族与世家大族的政策的失败。

东晋政权虽然是西晋王朝在江南地区的延续,但是经过永嘉之乱以后,西晋皇族的势力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琅邪王司马睿能够在江南重建晋王朝,完全依赖于王导的支持,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后来又有陈郡谢氏、谯国桓氏等世家大族崛起,控制了东晋朝廷。

东晋一朝,世家大族的势力非常强大,皇室几乎成为傀儡,但是没有谁敢取代司马氏,原因就是各个世家大族之间有纷争,而且始终面临着北朝南下的压力,后来取代东晋政权的是刘宋,刘宋皇室属于寒族,当然到了刘宋之时,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回答:

永昌元年,晋元帝司马睿死在了宫中。他死前已经心灰意冷。他建立了东晋,却作为失败者死去。图片 4

在他死的这一年,这个世界已经到了无比混乱的地步。在半年多以前,他的大将王敦刚发动了一次针对皇帝的战争,皇帝的军队完败,奋威将军侯礼战死,尚书令刁协在逃跑途中
被贼军杀害,镇北将军刘隗干脆投奔了北方的胡人石勒。

王敦占领了首都后,晋元帝只好写信给他:“如果你心里还有晋,就息兵让天下安定一会儿吧。如果你心里已经没有了,我就回我的琅琊(晋元帝当皇帝前,是琅琊王),退位让贤。”

王敦选择了暂时息兵。他当上了丞相,掌管了晋的军政大权,加封武昌郡公,封邑达到一万户。不过,不要以为他满足了——从这时起,王敦大肆杀戮对晋室忠诚的将领,在晋元帝的眼皮底下为禅让做准备。东晋的领土内,纷争叛乱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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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晋外围,蜀地的贼寇张龙入侵了巴东,北方的胡人石勒更是侵袭不断,这一年他骚扰河南,攻陷太山、襄城,就连晋元帝的老根据地琅琊都叛逃归了石勒。这一年,东晋还发生了大瘟疫,疫区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三十。

就在这一片凄凉中,晋元帝离世,将不确定的未来留给了他的继任者。

幸运的是,王敦的篡位没有成功,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又存在了近百年。然而,东晋的现实却已经在开创者的软弱中定了型。

之后,这个不幸的朝代又经历了苏峻和祖约的叛乱、桓温的擅权、前秦的淝水之战、孙恩的叛乱,以及桓玄的短暂称帝。东晋政权如同一叶扁舟在风浪中颠簸,最终被刘裕的宋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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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晋这个孱弱的朝廷中,皇帝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之所以存在,只不过是因为世家大族们商量不出一个公认的领袖来取代他,不如让司马氏继续干着。至于皇帝的权威,则早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然而东晋又是一个名士层出不穷的时代,这些名士语不惊人死不休,放浪形骸却又满腹经纶。这还是一个奢侈之风横行的时代,各大族倚仗着巨额财富,挥霍、宴乐充满了史书,使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战乱和悲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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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战乱就在身边,不断失败的北伐,权臣当道,北方和西部的胡人侵扰,内部的纷争充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绝对感觉不到幸福。

可以说,这是一个少数人的天堂时代,也是多数人的炼狱时代。一个有利于豪族,却对皇权和普通人不利的时代。

皇权之所以衰落,是因为东晋本身就是一个客居的政权。它是在原本东吴的地盘上建立起来的,甚至连东吴的社会结构都没有理清。北方陷入了战乱,晋元帝仓皇南逃,东晋只不过是他建立的流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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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后,元帝检视国库,发现整个国库只有四千多匹布。到后赵皇帝石勒向南进攻时,晋元帝悬赏石勒的人头,价格是一千匹布。

在这个政权中,一切都是临时措施,晋武帝制定的土地改革计划早已经被放弃,因为东吴本来就缺乏土地,根本不可能给每个人都分配法律规定的土地数量。

在东晋时期,财政上有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土地和人。

所谓土地,指的是政府需要知道详细的土地数据,来作为课税的依据。东晋建国时,由于原本南方的贵族占据了太多免税的土地,政府能够课税的资源本来就少。司马氏南逃后,许多北方的贵族世家也跑到南方来购买和霸占土地,土地更加成为稀缺资源。所以,政府的第一要务是查清能够课税的土地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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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又牵扯到东晋时期一个特有的问题:侨民。由于蛮族占领了北方,许多北方的汉人都逃到了南方。这些南逃的人,挤在了原本就不发达的南方。

最初,这些南逃的人都盼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北方,认为只是暂时居住在这里。他们没有户籍,后来,政府为了便于管理,给他们发了临时身份证。那些原住民的永久身份证用黄色木片登记,所以称为“黄籍”,临时身份证则用白色的纸登记,称为“白籍”。

在白籍聚集的地方,按照他们在北方的居住地,设立了许多侨郡和侨县。这些侨郡侨县和北方的郡县同名,但地处南方,只管人,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少量土地。侨郡侨县只有其名,没有其实。

白籍的人除了世家和官员,大部分在南方都没有土地,他们依靠打工为生,寄身于有土地的豪族门下,成为佃客。困扰着中央政府财政的豪族占地、佃客失控现象都愈加严重。

不过,白籍比起黄籍来,并非完全处于劣势:由于他们没有土地,不用向政府缴纳土地税;而政府为了优待这些从北方逃难的人们,也免除了他们的劳役。于是这些人就彻底脱离了体制,与中央政府脱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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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政府还曾经希望能够收复中原,让白籍人士回到北方,但当收复无望时,就必须考虑让他们变成原住民,加入黄籍,为政府贡献税收和劳役。

除了白籍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户籍都没有的人,被称为浮浪人。这些人口没有固定工作,没有户籍,更难管理。因此,为了王朝能够长治久安,为拥有稳定的财政收入,清查土地和人口,就成为东晋政府必须去做的事务。

回答:

“王与马共天下”可不是白说的,当时八王之乱已经把司马家的元气毁的差不多了,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司马睿在江东只能依靠渡江而来的南迁士族与江东本地的大族进行统治,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王家,王敦与王导两兄弟一个在外掌军权,一个在内掌政务,后来王敦谋反,司马睿一点办法都没有,连王导他都不敢动,最后只能忧虑而死,而他的儿子晋明帝虽然很厉害,但是活的太短了,平定了王敦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就死了,之后的皇帝是一代不如一代,皇权从一开始就没有振兴过,又何谈旁落呢。

回答:

这个问题答案得扯远点,要从秦汉说起。不过透过现象看本质,其中原因也很简单,分析一下人才选择制度就可以了

秦汉三国到两晋,官员选择从贵族世袭,到察举制举孝廉九品中正,其中还插着曹操的唯才是举。人才选择制度为什么要变呢?要知道,贵族世袭从大周就开始了,汉武帝为什么发明举察举举孝廉制?曹操为什么唯才是举?曹丕又为什么弄一个九品中正出来?

这里面有一个核心因素:垄断被打破了,知识垄断被打破了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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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被破,必然有新的利益共同体出现,人才制度的变迁,代表世袭贵族的没落,以及世家的形成崛起,当然还有寒门子弟出现

从整体看来,权力的交接传递,和知识的传递传承是一模一样的,不是么

知识垄断为什么能被打破呢?因为知识的载体书籍发生了质的改变!感谢蔡伦吧,纸质书籍替代了竹简,让士族人才井喷,占据官场各个角落,势力得以飞速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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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看过三国演义,那时曹操读书拿的还是竹简,说人读书勤奋叫纬编三绝,而几十年后,却出现一种新的成语,比如洛阳纸贵,比如信口雌黄

哪有弱智的皇家呢,皇权旁落,是历史必然,司马家适逢其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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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门阀政治:东晋是门阀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皇权衰落。司马睿称帝有赖于南方官僚士族的拥戴,东晋政权建立之初,先后平息王敦和苏峻之乱,统治趋于稳定。宗室、外戚和门阀大族王、谢、庾、桓先后共同支配着王朝政局。

回答:

首先,这个问题怪不得别人,只能怪司马家的子孙们无能。这些皇帝们,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不是早死,就是不学无术,有的还有特殊癖好。自己无能,怎能怪得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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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两晋采用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让士族势力越来越大,到最后尾大不掉,皇帝几乎没有不可能靠个人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通常是用一方打压另一方,打压之后,被利用的这一方又起来了。反正是士族轮流说了算,就是皇帝说了不算

另外,皇帝连续短命。幼年登基,皇帝自然没有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别说两晋,其他朝代也是外戚,大臣,宦官轮流坐庄,就是皇帝不坐庄。

司马睿建立东晋就是依靠了琅琊王氏的力量,得了人家的好处,怎能不回馈

衣冠南渡,皇帝是外来人,江南有大族,北方南迁的也有大族。不依靠大族皇位就坐不稳啊。可惜,东晋皇帝没有一个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回答:

东晋开国之前国家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整个国家被洗截一空,经济,军队更是严重受创,皇室家族更是被杀了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室成员南迁,皇帝没有什么家底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兵就必须要靠士族的支持,这样士族就有权利了,皇权就莫落了!

回答:

上层社会奢侈成风,攀比成风,能和自己臣子比赛炫富的皇家谁会尊重?再者晋朝皇帝很多都短命,导致外戚专权,世家大族之间也错综复杂,官员基本就是世袭和拖关系(王羲之官职是右军),皇帝动一个大臣就可能牵连半个朝廷,不大权旁落才怪!(所以说科举制很牛)

另两个堂弟王敦、王导,则有为得多,他们及时南渡,辅佐琅琊王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氏兄弟权势很大,人称“王与马共天下,”
王敦任大将军、江州牧,封汉安侯,掌控长江中上游的军队,统辖州郡,自收贡赋,对东晋政权造成极大威胁。晋元帝司马睿重用刘隗、刁协与之抗衡,王敦以诛杀奸臣为名,在武昌起兵,攻入建康,诛除异己,拜为丞相,进爵武昌郡公。他又移镇姑孰,自领扬州牧。并再次起兵攻建康,不久病逝于军中。时年五十九岁,王敦死后叛乱被晋明帝平定。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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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琅琊王氏”王衍、东海王司马越到王导、琅琊王司马睿

王衍出自琅琊王氏,在西晋是高级士族(此时并非顶级,但是也人才辈出,琅琊王氏真正成为顶级门阀是过江以后)。我在很多魏晋的相关回答中都写过,魏国曹爽执政的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夏侯玄爱好庄子之说,擅长谈玄,开启了一股清谈玄学之风,为魏晋谈玄之始。但是玄学真正开始流行,并且日后成了江左南朝士族学问主流,就是从王衍开始的。王衍清秀俊郎,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就曾感慨,是什么样的妇人生出了这样的儿子,但是也预言,将来误天下的也许就是此人。王衍名气很大,自比子贡,为士人所倾慕,甚至大部分士人都觉得他是未来的士族领袖。所以,谈玄,渐渐地就成为了当时的风尚。很多儒学大家,尤其是后来过江的江左侨姓士族,都由儒学入玄。但是历史证明,大部分谈玄的士族,除了少数像王导、谢玄一样实干外,大部分都是清谈误国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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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 王衍传: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

西晋八王之乱,这场耗尽了西晋所有力量的内耗,其实主因都可以归结成一条,那就是司马炎和司马攸的皇位之争,其他原因都是这条主因所导致的。司马攸是司马昭幼子,过继给了司马师,所以宗法上相当于司马师的嫡长子。司马昭一直被认为是继承了司马师的功业,因而司马师也被追封为帝。再加上司马昭本人极其喜欢幼子司马攸,曾经指着自己坐的位子说,这位置将来是桃符的(司马攸小名),所以司马攸当皇帝的呼声特别高。武帝司马炎建立西晋后,司马攸继位的呼声一点没有减弱。为此,司马炎不得不立自己的嫡长子(之前的早夭),但是智力有缺陷的司马衷为太子。然后设计了一套顶级门阀弘农杨氏外戚加上宗室最长者、司马懿第四子汝南王司马亮辅政的阵容。结果这套阵容自己火并,外加被有野心的皇后贾南风一窝端,权力格局被打破,但是在贾后的统治下,西晋政权也安稳了近十年。直到贾后杀了太子司马遹,赵王司马伦矫诏杀贾南风,并且篡位,局面彻底失控,弱智的惠帝司马衷无力掌控局面,给了外地实权宗王武力干涉中央的借口。外地宗王本来只有王国卫队,并被西晋中央严格监控,掀不起大风浪,但是武帝司马炎初期,鉴于自己子嗣年幼,西晋初立,就派宗室里的叔叔辈诸王在外地出镇,按曹魏时期就有的制度,加都督XX州军事头衔,掌握了各地的野战军。武帝后期,为了司马衷能安稳继位,开始陆续封自己的子嗣为王,而贾后掌权后,也开始派武帝系诸王出镇外藩。从此,掌握了野战军的诸王,在八王之乱中,彻底将西晋的军事精华毁灭。

最后掌权的是宗室疏属东海王司马越,而王衍,是当朝的司徒。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王衍不思如何治理国家,而是开始想后路。当时,自称是和亲后代,有汉室母系血统,同时又从小长在洛阳,身受汉文化熏陶的匈奴人刘渊已经起兵建立汉国,并且攻击西晋。王衍于是给东海王司马越出了“狡兔三窟”之计。在司马越的默许下,王衍自己坐镇洛阳,弟弟王澄出镇荆州,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这就是未来“王与马”的雏形。一旦天下有变,司马越将与王衍一起,南渡或者东进。而扬州,司马越没有派王氏子弟出镇,而是选择了自己比较信任的,同为宗室疏属的琅琊王司马睿。之前,司马越和成都王司马颖对攻时,司马睿曾经替司马越看守过徐州后方,因此深得信任。但是司马睿素无威望,又无军功,在司马越看来,司马睿只是替自己看家的。巧合的是,士族中,琅琊王司马睿只与王导交好。王导也是琅琊王氏子弟。所以,在扬州,形成了一个弱化盗版的“王与马”。

在匈奴汉国的攻击下,司马越带着王衍率领西晋最后的主力出逃,把晋怀帝孤零零留在了洛阳,结果司马越突然病死了。王衍率领军队要返回东海国,在路上被石勒击败,王衍被石勒杀死。这样,原本的“王与马”没了,弱化版的“王与马”从盗版变成了正版。所以,东晋能开国,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偶然。未来的东晋政治军事格局,处处都能追溯和联系到司马越和王衍。

王谢之盛,唐中期诗人羊士谔在他的名作《忆江南旧游二首》中写道: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曾作江南步从事,秋来还复忆鲈鱼。

这要从“王与马,共天下”的起源说起,以及为什么东晋开国皇帝是司马睿。这是个大问题,我尽量回答的简略一些。如果觉得我讲的不够详细,推荐看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

王氏家族中的王羲之,与谢安是同辈好友,比谢安大一些,是谢安的大哥,早期谢安喜欢清谈,不愿出山,王羲之力劝谢安出山担负国家大事。

东晋初年的这两次世家大族的叛乱正是说明其地位以及势力在当时是强大的,尽管最终的胜利者是皇权,但是不得不说几次胜利都是险胜,并非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胜利的,同样需要倚重其他世家大族的力量来对付叛乱。这样一来,东晋的皇室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源上摆脱世家大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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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晋立国先天不足

南方江左士族,是一群特殊的群体。在东汉末年,这些人反对孙策,但经过孙权以及后来吴国的几位君主治理,尤其是吴国灭亡后,江左士族备受中原士族歧视,导致南方的世家大族一直想找一位孙策一样的人物,重新统领江东,维护江左士族的利益。之前军阀陈敏本来最有希望成为“孙策”,但是“吴四姓”等南方大姓,尤其是顾荣(东吴丞相顾雍之孙,与陆机陆云同时入洛)看出了陈敏成不了气候,所以暗中帮助镇压陈敏。琅琊王司马睿出镇建康以后,他的威望实在是太低了,南方士族根本就不看好他,甚至轻视他。司马睿本身又无军队实力,于是,刚刚成为正版的“王与马”权力结构发生了逆转,琅琊王司马睿要靠琅琊王氏,即王导和王敦的辅佐,才能在江左站稳脚跟。

依靠着王导及一干过江的中原士族,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江左侨姓士族,司马睿得到了本地士族的支持,尤其是顾荣的支持,开始站稳脚跟。洛阳陷落怀帝被俘虏后,原中原司马越系各藩镇共推司马睿为盟主,但是江南江州刺史华轶不服,杜弢又在荆州作乱,在讨平江南的过程中,王敦逐渐掌握的军权,开始控制荆州上游,而王导控制中枢,开启了东晋上游荆州和下游扬州的之争,这种争斗伴随了东晋政权的始终。所以,东晋建国一始,就大权旁落,后来继位为皇帝的琅琊王司马睿完全是摆设。

司马睿不甘心大权旁落,遂重用寒门人士,刘隗和刁协,反制琅琊王氏,直接导致了王敦的第一次起兵清君侧,并且攻占了京师建康。司马睿从此号令不出宫门。王导表面上天天向司马睿请罪,但暗地里支持王敦。但王敦此时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东晋门阀政治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均衡”二字,互相制衡,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谁都没有逆势而为的能力,得知王敦有篡位想法后,王导又联合其他士族转而支持司马睿。东晋司马家扛过了第一次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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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昭宣时期,王元四世孙,博士、谏议大夫王吉,居住于临沂县,成为于史可考的琅琊王氏的始祖。琅琊王氏于南梁时期“侯景之乱”中衰落。

三.门阀士族激烈的斗争,司马氏多次夺权失败

这时,出现了一个著名的人物,叫郗鉴。当时中原大乱,出现了很多流民,东晋政府多将他们安置在江北,不允许过江。一来南方好的土地已经被先期过江的侨民及士族占领,而这些侨姓士族和南方本土士族已经有很大矛盾了,新来的流民会带来更多的矛盾。二来,后来的流民很不稳定,他们的领头人通常不是士族,被称为“流民帅”,因此滞留江北既可以抵御北方政权,又不会卷入侨姓与本土的利益之争中。

郗鉴过江很晚,王敦第一次攻占京师建康时期,郗鉴才过江,但是郗氏在南朝最终成为了士族高门,就侧面反映了,郗鉴在东晋建国初期的地位是很高的。严格意义上来讲,郗鉴也是流民帅,但是郗鉴同时也是士族出身。正因为此,他受到司马睿的征召,率领流民南下,经营了当时是一片荒芜的京口,使得京口成为了制衡上游荆州,保卫扬州、拱卫京师建业的重要藩镇。他也是为数不多的,率领流民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流民帅。晋明帝继位后,苦于王敦在荆州上游的威胁,接受了郗鉴的建议,就是利用流民对抗王敦。王敦第二次起兵后,曾打算废明帝而立小东海王(继嗣,可见东海王司马越在东晋影响之深),但是郗鉴不同意,并且苏峻等流民帅援助建康,使得形式逆转。王敦死后,中枢仍旧在王导手中,但忙于管理庞大的琅琊王氏家族,无力争权,属于王敦叛乱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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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明帝也是不甘心皇权旁落的,他想到的方法跟司马睿不同,明帝想利用宗室来对抗士族。自己病重之时,似乎想托孤于南顿王司马宗、西阳王司马羕,故而紧闭宫门。结果外戚庾亮强行闯宫,硬是抢得了辅政之位(可见门阀的力量),打破了明帝让宗室诸王辅政的幻想。此时,年轻的东晋政权,主要矛盾有,皇帝与门阀士族之争,宗室诸王与门阀士族之争,流民帅与门阀士族之争,江左侨姓士族与本土士族之争,高门士族与寒门之争,怎一个乱字了得。此时,荆州重镇在名将陶侃手中,中枢在外戚庾亮手里,二人均想彻底取代王导,但是郗鉴从大局出发,不支持。而京口军队始终是制衡全局的关键,有京口军在,荆州军就不会轻举妄动,就这样,东晋获得了难得的稳定。

再次打破这份稳定的是桓温。江左桓氏起于桓彝,过江之后靠着平灭王敦积攒了一些威望。田余庆先生推测,桓彝和当年高平陵政变后被夷三族的辅佐曹爽的桓范是一家。桓彝死于流民帅苏峻的叛乱,算是为国尽忠。而桓温作为功臣之后,娶了公主,因而和执政的门阀外戚庾氏也是亲戚,受到重用。庾翼死后,庾氏执政地位终结,为了维持门阀的平衡,桓温出镇荆州,开始了桓氏控上游的开始。此时,东晋已经是到了第七朝,门阀格局有所松动,宗室司马昱开始总览中枢,殷浩辅佐。此时,东晋经过几代经营,实力大大提升,远远超过了仍在战乱不断地北方。为了压制桓温,也为了加强朝廷自身的威望,东晋出现了历史上的奇观,控扬州的殷浩和控荆州的桓温各自北伐,互不协助。结果是,殷浩志大才疏,失败,从此远离中枢。而桓温灭蜀,将四川纳入东晋版图,又两次北伐,甚至打到了长安,声望如日中天。为了进入中枢,掌握朝廷,最后达到篡位的目的,桓温发动了第三次北伐,此次北伐失败,桓温声望下降,但是却顺利进入朝廷,控制了中枢,并且废帝,立司马昱为帝,司马昱由执政沦为傀儡,忧愤而死。桓温第三次打碎了司马氏夺回大权的努力。但是,此时陈郡谢氏崛起,联合几大门阀反对桓氏,桓温一直想加九锡,等晋帝主动禅位,但被谢氏一拖再拖,终究没有等到,桓温死后,桓氏掌门人是桓温之弟桓冲,桓冲依旧控制上游,但是并不想篡位,东晋再次出现了均衡的局面。桓温,终究还是没能打破士族门阀的格局,从桓温身上可以看出,无论是谁,在这个时代,一旦想打破格局,就会被联合抵制。可以说,这个时代还是不属于桓温。

陈郡谢氏门第本来不显,直到谢安的崛起。谢安在桓温时代,小心翼翼的保全家族,周旋于各大家族和桓氏之间,维护着司马氏的统治。桓温死后,谢氏自身声望不够,为了执政,抬出了太后垂帘,从琅琊王氏,到外戚庾氏,再到宗室司马昱,直至谢安,可以看出,权力在逐渐回到皇帝及宗室手中。如非不是上游荆州总有强力的家族,也许司马氏早就夺回了权力。谢安威望如日中天,是在淝水之战之后。此时北方被前秦苻坚统一了,面对巨大压力,下游的谢氏谢安和上游的桓氏桓冲开始了合作。而谢氏另一人才,谢玄,重建了当年郗鉴的京口军,这就是著名的北府军。面对前秦的举国来攻,谢氏领导的北府军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陈郡谢氏一跃成为江左顶级高门,只在琅琊王氏之下。后世南朝时期,东魏悍将侯景投奔南梁,向南梁武帝萧衍求士族女为妻,萧衍说,王谢门第太高,你配不上,其他的可以。陈郡谢氏,这一最晚执政的门阀家族,居然能和王氏并称,可见谢安谢玄的巨大威望。但陈郡谢氏是最懂得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的,谢安谢玄主动退出了权力纷争。门阀执政时代结束。

陈郡谢氏还出了许多文学贡献与艺术才能都很出众的杰出人物。东晋四大豪门“王谢桓庾”,南朝四大豪门“王谢袁萧”,都是王谢并立。陈郡谢氏兴起于曹魏,衰落于南梁,至南陈时亦有人出任高位,但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南梁时期“侯景之乱”,使得陈郡谢氏与很多士族一样走向没落,在南朝四大侨望之中只有兰陵萧氏繁盛到唐时期。

回答:

王导的另一个子侄辈王彪之,任东晋的尚书令、护军将军,他和谢安联手,有力地阻击了桓温企图篡位的野心。

二哥谢裒,共六子,分别是,谢奕、谢据、谢安、谢万、谢石、谢铁。

五子谢石,任征讨大都督,统率前线战事,为谢家首将,与侄子谢玄、谢琰等大败前秦于淝水。以战功升为中军将军、尚书令。

东晋版图,是几十年前征服孙吴政权得来的江东地区,司马氏对江东人民始终心怀疑虑。江东土著离心离德,靠不住,如同现在的台独分子,因此,司马氏需要依靠与他们司马家族同为南渡北方人的王谢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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