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463.com】墓主系杨丽华外孙女,文物破坏

原标题:1957年,西安古墓问世,小女孩身披珠宝,4字警告专家不敢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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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诗美

1957年,西安古墓问世,小女孩身披珠宝,4字警告专家不敢碰

  李小孩石棺   一个年仅9岁的女童,一具罕见的房形石棺葬具,“开者即死”的神秘诅咒,230余件让人叹为观止的精美随葬品……当这一系列的信息组合在一起的时候,相信人们更想知道的是,究竟是怎样的殊荣让一个年仅9岁的女童,死后能够拥有一座巧夺天工的精美仿宫殿式石棺,享受着堪比王侯将相的奢华陪葬品。她到底是谁?  墓主为一个9岁小女孩  现珍藏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博物馆内的“李小孩石棺”,是20世纪60年代,在今陕西省西安市玉祥门外西大街南约50米处的一处基建工地施工时被发现的。当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通过挖掘发现,这是座构筑规整的长方形竖井土坑墓,由墓室和墓道两部分组成。墓室呈长方形,近地表处长6.05米、宽5.1米,向下逐渐内收,至墓底部长5.5米、宽4.7米,深度为2.9米。墓道在墓室南壁的正中,为斜坡式,长6.85米、宽度1.85米至1.60米。“这类墓葬形制在考古学上称作平面呈甲字形的土坑竖穴墓。”西安碑林博物馆副馆长王原茵介绍说,“属于规格比较高的一种墓葬。”  在对古墓的进一步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具完整的石椁。打开石椁,一具雕刻精美、堪称石雕艺术品的仿殿堂石棺跃入眼帘。石棺平面呈长方形,是3间有浮雕的房屋形状,长1.92米、宽0.89米、高1.22米。棺盖由整块石头雕刻而成,盖下部分由6块石块镶为一体,中间开门,两侧开窗,四周刻有斗拱、门窗、瓦当,并线刻有青龙、朱雀、侍从等图案,俨然是一座隋代歇山式建筑(古建筑屋顶最常见的构造方式之一。即由前后2个大坡檐、两侧2个小坡檐及2个垂直的等腰三角形墙面组成,因交出9个脊,又称九脊殿或汉殿、曹殿,这种屋顶多用在建筑性质较为重要、体量较大的建筑上)的缩影,如此豪华石棺的墓葬主人究竟是谁?  根据墓志记载,墓主是一个年仅9岁的女童,名叫李静训,字小孩,是隋朝左光禄大夫、岐州刺史李敏的第四女。李静训家世显赫,她的曾祖父李贤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河西郡公;祖父李崇,是一代名将,年轻时随周武帝平齐,之后又与隋文帝杨坚一起打天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在抗拒突厥侵犯的战争中,以身殉国,享年48岁。隋文帝杨坚念李崇战功赫赫,且为国捐躯,因此对李崇之子李敏也备加恩宠,自幼便将其养在宫中。开皇初年,周宣帝宇文赟、皇后杨丽华(隋文帝杨坚的长女、北周宣帝5皇后之首,静帝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的独女宇文娥英亲自选李敏为婿。  从墓志的记载来看,李静训自幼深受外祖母杨丽华的溺爱,一直在宫中抚养,然而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她却“遘疾终于汾源之宫”(墓志语),“汾源之宫即是汾阳宫(隋炀帝行宫),也就是说,李静训应该是被杨丽华带在身边,随同隋炀帝一起前往汾阳宫时夭逝的。”王原茵说,“杨丽华对此十分伤心,便要求对其厚葬。”  为何用石棺葬于城内?  对比同时期其他墓葬,李静训的埋葬地点和埋葬方式尤为特殊。墓志称,李静训死后,当年12月埋葬于京兆长安县休祥里万善尼寺。“京兆”指的是当时隋代首都大兴城(唐为长安城),“休祥里”(唐称坊)位于大兴城内皇城西南第二街由北向南第二坊,“这也就是说李静训死后是被埋葬于大兴城内。”王原茵说,“我国汉民族进入封建社会之后,依照葬仪往往把葬地选在远离居住地的市郊,尤其是隋唐时期,在城内很少发现有同时期的其他墓葬,李静训墓也是迄今为止在隋代京畿地区发现的第二座墓葬。不过,万善尼寺并非是一般的尼寺,而是埋葬众多妃嫔的皇家尼寺。以李静训当时的受宠程度,埋葬于此也是无可厚非的。”  在埋葬方式上,李静训将近26平方米的墓室内除了1方墓志、4块残砖与石棺椁之外未放置其他物件。“隋代使用的石质葬具,以石棺床较为普遍,但石棺椁,即便是普通式样,其使用人群也有一定的特殊性。”王原茵说,“在李静训之前,房形石葬具的使用者屈指可数,且隋唐两代的文献中都没有什么品阶的官员方可使用石葬具的规定,我们从隋至唐安史之乱以前所出土的使用石葬具的墓主情况分析,石椁、石棺仅用于一品以上的皇室成员和有特殊贡献的勋臣。李静训是皇太后的宠孙,死后享用石椁、石棺,当属于特加优厚。”  女童的殊荣?  李静训墓不仅石棺豪华,墓内的陪葬器物也极为丰富、精美,这是已发掘的隋代其他墓葬中所没有过的。累计230余件的随葬物品皆置于石椁、石棺中间不足3平方米的狭窄空间内,除一般常见的陶俑及少数陶器外,还出土了大批珍宝,如金器,有嵌珠宝金项链、嵌珠宝金翎、金戒指、金杯、金钗饰品等,以及玻璃器、玉石器、钢铁器、骨、木漆器和丝织品等。其中,金项链和金镯是波斯的制品,玻璃瓶和所盛香水也来自国外。从这些随葬品中可以看出:陶俑和陶器属于仪仗类的殉葬品。陶、瓷、铜、铁、骨、木、漆器是日常服御器,种类齐全,几乎是把死者生前所需的日常物品一件不漏地都殉葬了。对于一个年仅9岁的女童而言,即便是生前如何深受宠溺,也还是超出了一般礼制所允许的范围。  对此,王原茵解释说,“通过对墓志铭文的解读,我们推测主办李静训丧事的极有可能便是杨丽华。首先,杨丽华对李静训这个外孙女倾注了太多感情;其次,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杨丽华生性倔强,是个行事颇有主见的女子,她对杨坚取北周而代之的行为始终不能释怀,从墓志中‘周皇太后’的称谓便可见一斑;第三,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建塔供舍利之风日盛,隋文帝在位期间更是大兴佛事,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又是隋朝公主,且她本人也浸淫佛法,对于房形石葬具在礼制中的特殊含义自然非常了解。”  这样看来,杨丽华命人雕刻具有宫室外观的华美葬具给她心爱的外孙女,并仿效舍利的埋葬方式,将其置于石棺中,并在石椁及石棺瓦当上刻有“开者必死”这样极其少见的严厉诅咒文字,并选择万善尼寺作为李静训的栖息之地,可谓合情合理,也煞费苦心,“这样一来可以保佑李静训墓永固,二来杨丽华本人也可经常前往追念。”  一个年仅9岁的小女孩,生前锦衣玉食,死后享受厚葬,只因为她是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与其说这座墓是李静训本人地位的反映,不如说是她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其窀穸之所的一种折射。李静训的父母双方与皇室亲密而微妙的关系,丧事操办者的性格和情感以及个人的信仰,最后都转化为实物形式体现在她死后的安厝之所中。 驻陕西记者赵建兰

  盗墓,是一种渊源古远的犯罪行为。我国的盗墓之事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记载的被盗最早的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

作者/长河

  “丰财厚葬以启奸心”,厚葬是盗墓的主要根源,而对古墓中价值连城的随葬物品之追求则是最为普遍的盗墓动机。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所长王巍介绍:“进入20世纪90年代,文物收藏热持续升温,导致文物价格飙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促使了盗墓现象日益猖獗。”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盗墓分子不择手段地打开墓穴,丧心病狂地盗掘盗挖古墓,贪婪地窃取带有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祖先遗存,这不但造成了文物的损毁和流失,更给我国文物保护
和历史研究工作带来了无法挽回和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面对支离破碎的文物残骸,考古学家们难掩痛心疾首之悲愤。王巍说:“盗墓者往往只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
西拿走,使得这些随葬品成为一个个孤零零的古董,更有甚者,为了销毁罪证,在盗取之后会将墓穴一把火烧掉。盗墓实乃考古界的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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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463.com 3翡翠白菜,慈禧陵中陪葬品,于1928年被孙殿英盗走,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957年在西安城外的不远处,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墓穴,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亲自发掘,经过重重鉴定确定,是一座隋朝时期的陵墓。

  考古发掘的意义所在远不仅仅只是将随葬物品挖掘出土,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墓葬信息进行研究。墓葬的形制,棺椁的设计,墓主人的身份,随葬品的摆放位置、材
质、种类、组合及流变等相关问题,对于研究我国古代人类丧葬习俗、等级制度、阶级状况、思想信仰、社会风俗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和价值。考古工作者可以通过墓地里埋藏的古代植物种子了解当时种植业发展状况;可以通过陪葬的陶瓷制品在种类、器形、材质、颜色等方面的变化来分析古
人生活状态的发展变迁;甚至可以通过壁画的内容和规律来管窥古人对于死亡和死后的世界观以及社会宗教信仰。可见这些随葬品也许不是具有高昂经济价值的无价
之宝,但却传递着祖先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之精髓,森罗万象,历久弥新,它们是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科研价值的宝中之宝,是考古发掘的重要意义
之所在。

陵墓不仅保存完好,最主要的是里面的随葬品奢华贵重,也是当时发现的隋朝墓穴中最豪华的一座。这座距今已经1400多年的墓穴,里面的秘密随着不断地发掘逐渐被公布于众。

  但是,盗墓者并不会在意这些。盗墓者的眼中只有他们认为值钱的金银珠宝和玉器文玩。在他们暴力进入古墓、强取豪夺陪葬器物时,往往给墓穴、棺椁、陪葬品等
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例如,盗墓者通常会利用暴力手段打洞进入墓穴,对于一些较坚固的古墓甚至会采用爆破方式直接炸开墓穴,这将导致整个墓室结构受损倒
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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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墓中,专家发现了两百多件随葬品,其中不乏许多珍贵文物,有的造价惊人、有的巧夺天工,它们璀璨夺目、珠光宝气。总之,这些精致无比的各种器物让专家们眼花缭乱。

  “肉身坐佛”,2015年3月于匈牙利博物馆展出,经文物部门初步确认疑似我国福建省大田县被盗文物章公祖师像,国家文物局已展开追索工作

有一条项链,是由金球穿成的,并且每一个金球上面都镶嵌了28颗珍珠,这样的“金链”穿出的是一颗青金石,在石的中央有一个鹿像。这个鹿像是内雕进去的,很难想象这么小的一颗石头内,是如何内雕进去一个鹿的模样的。

  对于一件文物来说,其发现的地点、在墓穴内所处空间、以及共同陪葬的其他物品对于其所处墓葬的研究十分重要。江西南昌的西汉海昏侯墓,于2015年11月
14日正式开始发掘,在历时数月的考古工作中,尽管发现了诸多证据链将墓主身份指向汉武帝之孙刘贺,但考古学家仍不能就此贸然断定墓主身份。2016年1
月17日,考古队员开启内棺后在墓主遗骸的腰部位置发现了一枚白色玉印,刻有“刘贺”二字,这枚墓主随身携带的私印即成为判断墓主身份的最直接证据。海昏
侯墓在发现之时尚未被盗墓者破坏,成为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对研究西汉列侯的园寝制度价值非常巨大。与此相
对应的,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墓”,在发现之时早已被盗得千疮百孔,尽管通过史料推断其为曹操墓,国家文物局也于2009年12月27日认定其为曹操墓,
但因疑雾重重并且一直也没有发现有力而直接的证据证明曹操就是安阳高陵的墓主人,所以直到今天其墓主的真实身份依然被质疑。也许,能够证明安阳高陵墓主身
份的有力证明,早已随着盗墓者的一次又一次光临而流落他乡,甚至损毁殆尽。可见,盗墓的罪行并不仅仅停留在偷挖倒卖文物以谋取经济利益这一层面,这种背信
弃义、欺师灭祖的可耻行径对考古的破坏与干扰不单单是古董的流失,更是一件古董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的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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