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力证,唐虞联盟与夏初中心都邑

原标题:尧都陶寺遗址为何没有玉璋?一具遗骨揭露尧舜禅让内幕

 

 

中国古人喜欢玉器,近年来在先夏时期的众多遗址都发现了玉璋,为何只有尧都陶寺遗址没有玉璋?这里面隐藏着惊人内幕。

 

最早瓦片说明当时已有宫廷生活  陶盘“暴露”主人帝王身份
 当时文字比甲骨文提前七八百年

www.463.com 1璋作为礼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一直流行到夏商周时期。《周礼》记载:“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射四寸,天子以巡守。”

   
夏朝建立以前,是传说中著名的唐虞时代,这在传世和出土先秦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如《礼记•祭义》即简括云:虞、夏、商、周,天下之圣王也。[1]

 

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出土过3件玉璋,是迄今所知最古老玉璋。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有玉牙璋,青灰色,通体磨光,光洁鉴人。二里岗出土的玉璋,为淡青色,前部为斜刃,后部两侧有牙状突起,安柄处钻一圆孔。

 
《国语•鲁语上》也指出: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陶寺遗址力证 “尧舜”不是传说

距今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玉璋原始古朴,4300年前的石峁文化玉璋种类繁多,3800年前夏二里头文化玉璋造型精美,到三星堆也发现玉璋。然而为何唯独距今4000年前的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没有出土玉璋?

   
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容成氏》则追述唐虞时期的禅让史事说:尧有九子,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舜有七子,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禹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2]

    尧、舜、禹文明的实际存在,终于从考古学意义上得到了证实。

www.463.com 2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考古工作者经过近40年发掘,发现了巨型城址,内部有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高等级贵族的墓葬区和祭祀区、庶民居住区等,表明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的陶寺遗址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

   
《孟子》也引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3]

   
今天,首都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手推出大型考古专题展览——“考古中华”。在展出的400多件珍贵文物中,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首次展出。这些文物从考古学意义上证明了我国第一个朝代夏朝之前的文明的存在。

根据陶寺遗址年代和史书上记载,考古专家普遍认为这里是唐尧帝都。

   
看来在上古人们的心目中,唐虞时代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不仅如此,文献还传说唐虞亦即尧舜禹时代的都邑就在冀州的平阳。一个时期以来的考古和学术研究表明,古人的上述历史记忆是有根据的。尤其是近年来,在黄河中游地区发掘或发现了若干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遗址,这些古城不仅印证了文献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尤其尧舜禹时代,印证了这一时期关于鲧禹作城郭等传说,

   
据了解,以往考古界认为,中华文明形成于河南二里头遗址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1959年,考古学家们在那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夏朝遗址。而关于夏禹前的历史一直只是传说,从未被考古证实过。海外学者对这段历史多持怀疑态度。

考古工作者惊叹唐尧时代城市街区屋舍、宫殿群落、祭祀建筑、墓葬区、观象台、水井、道路和仓储设施等规划如此合理。墓葬中出土了玉钺、玉璜、绿松石饰件、子安贝、白玉管、天河石、骨镞、漆木器、彩绘陶器、龙盘、石磬、鼍鼓铜器文物。还有面积1400余平方米的中国最早观星台。然而,距今3900年前,陶寺遗址的文明却突然中断。

   
那么当时的社会组织及其性质又是怎样的呢?学术界长期的主流看法是史前的军事民主制或部落联盟制。上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山西襄汾陶寺古城遗址代表的大量新资料的出土,不少学者又从早期文明探索的角度,按我国传统学术话语称唐虞联盟为“邦国”联盟或“方国”联盟,认为其时属于早期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关键时期,而该联盟的核心区域就在晋南,面积达280余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就是该联盟的中心都邑。这些应该说基本都言之成理,大体可成共识。本文认为须要进而指出的是,陶寺古城不仅是尧舜时期、而且是禹及其后益为共主时期联盟的中心都邑,甚至是启建立夏王朝初年的都城。下面谨就此问题与夏朝早期都邑的地理区位等作一些探讨。

   
然而,距今4200年—45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至少将文明时代形成的起点向前推进了500年。陶寺遗址第一次从考古学意义上证明了尧、舜、禹文明的实际存在。

www.463.com 3春秋时期《尚书》中记载:尧在位七十年,年老体衰时,四岳推举舜,尧对舜进行全面的考验后,将天子位传让给舜。后来,舜又禅让给治水成功的大禹。

   
苏秉琦先生指出:“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4]此说与传世文献记载提供的线索和一个时期以来的考古资料吻合。不仅如此,文献甚至传说尧舜禹都建都于晋南的“平阳”。如《左传》哀公六年所引《夏书》下杜预即注云:“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疏》云:“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
并引王肃云《左传》下文“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指的是夏初“太康时也”。可见尧舜禹均都冀州,乃前人认定的一致看法。此种由来已久的看法得到了考古资料的印证。之所以这样说,除了地处晋南的陶寺遗址古城规模和规格的极其突出外,它在年代上也比新近发现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更合于文献关于尧舜禹时代的传说记载。[5]
平阳、蒲坂、安邑均远古著名都邑。平阳在春秋时为晋大夫羊舌氏邑,战国属韩,秦置县,治所在今临汾西南,应即今襄汾、临汾一带,陶寺古城应即其遗址;蒲坂,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设县,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安邑,春秋时晋卿魏氏之都邑,战国初期魏国都城,秦朝设县,治所在今夏县西北。“唐虞及夏同都冀州”,说明山西不仅为唐虞联盟的重心地域,而且也是禹族迁到黄河中游后,其早期的居息活动中心地域,而《正义》所云理水及贡赋开始之地的帝都,应就是陶寺古城。

 

然而《韩非子》中记载:“古之所谓圣君明主者,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那么又怎样理解《世本》所云“夏禹都阳城”的传说呢?

扁壶侧面的神秘文字至今没有定论,但考古专家倾向于是早于甲骨文的文字

到底真相怎样呢?

   
阳城一地,今人多从汉代宋衷说,以为在河南登封,但清人张澍考辨指出:澍按:《太平御览》引《世本》云,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于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此系宋衷注。《史记·
正义》、《汉地理志》并引《世本》云:“禹都阳城”。又按《地理志》以颍川阳城为禹都,非也,当以濮泽之阳城为是。盖尧舜皆都河东北,不居河南耳。[6]

    证据1

www.463.com 4考古发现,4000年前陶寺尧都毁于战争。陶寺遗址曾发生过激烈的暴力破坏和毁灭行为,入侵者摧毁了城墙防御体系,捣毁了宫殿宗庙等建筑,杀死了大量青壮年,并挖掘了坟墓,彻底摧毁了尧都。

   
按张澍辨明《太平御览》所引“本在大梁之南,于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等语“系宋衷注”文,非《世本》原有之文字,非常重要;他又指出大禹所都之阳城,应与尧舜所都一样,都在河东北,不会在黄河以南,可谓甚是。王玉哲先生近年也针对登封说指出:

    最早瓦片  突破“秦砖汉瓦”

陶寺遗址出土的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骨架,被折断颈部而死,下体还被插入了牛角。

传说上的禹都阳城是否就在河南登封,清代学者陈逢衡于其所著《竹书纪年集证》中早就提出了异议。他说尧舜皆都河东,禹不应在河南。所以,他主张禹所居之阳城应当也在河东地区。[7]

   
陶寺遗址位于临汾市西南22公里,临汾古为平阳。这座古城的城墙东西有130米左右,年代为距今4200年—4500年。这一时期正好处于传说中尧、舜、禹的时期,这座古城就是当时重要建筑的所在地。

陶寺遗址没有出土玉璋原因真相大白了,原来舜为了争夺王位,捣毁了尧都,进行了屠城,将宫殿内的珍宝全部洗劫,并强占了尧帝的两个女儿。

   
是张澍、陈逢衡均认为阳城本在晋南,今晋南仍有阳城县,虽为中古以后地名,然而必有古史传说之深远背景。王玉哲先生赞成张、陈二氏的看法,并补证指出,禅让制下“历届部落联盟的前后首长处理公共事务的所在,应当基本上是一地,或相去不远”,因而阳城不应远在大河以南;又引据王国维关于《说文》“唐”字古文作“啺”、铜器铭文中“成唐”就是“成汤”的研究成果,从文字学角度证明阳城之“阳”“也必有来于‘唐’之可能。那末,阳城就是唐城,而唐城当即周初唐叔所封之唐。”晋始封之唐地虽然历来说法纷纭,但主张在山西,则是基本一致的。王先生还进而考证指出,传说中禹父鲧所封之地崇的地望,也不在学界通常认为的河南嵩山一带,实指《禹贡》所述冀州的“岳阳”、“太岳”之“岳”,也就是位于山西的霍太山,而大河以南所有崇高、崇山、有崇等地名皆为以后从山西故地名层化而来。[8]

   
社科院考古所学部委员刘庆柱说,陶寺遗址历史年代上与尧舜时期存在一致性。

www.463.com 5尧舜禅让帝位故事从何而来呢?原来孔子研究史书时,发现上古只有尧舜禹三人不是世袭帝位,便认为尧舜禹是相互禅让,后来儒家便世代宣扬为尧舜禹天下君主的榜样。

   
以上考论,很有道理,而“历届部落联盟的前后首长处理公共事务的所在,应当基本上是一地”的观点尤其精辟,很有启发性。虽然王先生此意向尚未十分坚定,因而又有“或相去不远”的补充,但王先生未及看到或使用的陶寺古城遗址新的考古资料,已经为其严密的逻辑分析提供了相当坚实的证据。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文献传说的“尧都平阳”亦即唐虞联盟“的前后首长处理公共事务的所在”地,和“禹都阳城”仍是两地,而且是“相去不远”的两地。准此,我们就可比较圆满地解释《世本》的下述记载: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也曾在《舜庙遗址与尧舜传说》一文中指出:
“考古研究已经使我们窥见相当于传说中尧、舜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真相。已有不少报道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其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400年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正好与尧舜传说的时代大致相当。”      

考古发现,真实的尧舜禹禅让却是如此残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9]

   
在这座古城内,考古学家发现了宫殿区,其中最大的宫殿有1万平方米的建筑基址,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制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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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考古发现的陶寺古城就是文献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而且是整个唐虞联盟和夏朝初期的都城;而阳城则是与盟的禹族的中心聚落,与之先后成为禹部落或族群中心邑聚的还有安邑或晋阳。中心聚落的历时性调整转移,反映了禹族势力在冀州地域的扩展变化。禹身兼禹族首领和尧舜联盟的“大臣”(即联盟领导机构成员),当其参与“朝”中亦即联盟中心的重要活动时,自然在平阳。而一旦其治水成功,受禅为联盟领导人亦即“天下”共主以后,平阳遂正式成为他的“治所”或曰“处理公共事务的所在”地。正因为如此,史传舜禹禅让之际,“禹避舜之子于阳城”[10],《括地志》即云:“禹居洛州阳城者,避商均,非时久居也。”[11]
也就是从平阳暂回其自身族群的中心邑聚。同理,所谓“舜都蒲坂”,实际也只是舜部落或族群的聚居中心,而舜为联盟首领时,联盟的政治中心仍是平阳。禹都平阳,必是继承自舜,而舜则是承尧之后接着以平阳为都。《史记•
五帝本纪•
集解》引皇甫谧云:“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阳,或言潘。”《正义》引《括地志》:“平阳,今晋州城是也;潘,今妫州城是也;蒲坂,今蒲州南二里河东县界蒲坂故城是也。”其中平阳、蒲坂均在山西境内,潘位于与山西相邻的今河北省西北部,其地也在上古冀州范围内。上已指出蒲坂实为舜部落或族群的中心聚落,非联盟的中心都邑,潘亦然;联盟的中心都邑仍为平阳。文献中尧、舜、禹皆有都平阳的记载,正是传说中三人相继为“天下”共主时均以平阳亦即今考古发现的陶寺古城为联盟中心都邑之确证。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表示,有了瓦,意味着有了屋顶。这也打破了“秦砖汉瓦”的说法。有关考古人士笑称,这或许应该称作“尧瓦”。

   
前面已指出,早期的阳城与文献传说中禹族的其余都邑安邑、晋阳,其具体地望都在今山西境内。那么,《括地志》所云“洛州阳城”亦即今河南登封境内的阳城,又是何时成为禹族的中心聚落、进而成为夏朝都城的呢?原来禹族来到黄河中游以后,主要居住地最初虽是在山西境内,但史料表明,其族群势力较快就开始了在黄河流域由山西向河南、山东等地的扩展迁徙。主要契机,就是大禹治水,以及当时族群之间的互动。因而河南境内的阳城、有崇等地名,虽可能为层化的迹象,却也是禹族由山西向东南进入河南西部、中部的史影。此种情形,与文献反映禹族在唐虞联盟中地位的隆升、势力的扩展也颇能吻合。传说就在尧舜时期,“天下”发生了持续很久的特大洪涝灾害,禹在吸取鲧的失败教训后调整治水方略,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成功,受舜禅让为联盟共主,并在其子启继位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

    本次展出中,陶寺遗址出土的一块瓦片,“泄露”了尧舜当年的生活信息。

当今很有影响的一个观点是,河南偃师二里头为夏朝建立伊始的都城。但是,各方面的资料和数据表明,二里头都城遗址的年代不早于根据文献推定的夏朝中期。其次,从地理形势看,中州和黄河下游地区,地势低平,当是其时水患严重之地,尤其是偃师地处孟津以下,黄河两岸进入地势低平地区,历来挟带大量泥沙的黄河流速骤然变缓,河床因泥沙淤积迅速变得颇为浅阔,水灾隐患严重。在大规模的堤防修筑以前,泥沙俱下的河水漫流分叉以至改道难以避免,因而在夏朝以前,时常可能遭遇洪灾的郑洛一带包括二里头等地并不适宜成为大型的政治中心都邑所在地。由此可知,大禹取得华夏联盟共主地位后,政治中心不可能马上自晋南徙于此地,这也与我们上面综合文献等资料考证禹为共主时联盟中心都邑仍在平阳的结论若合符节。

   
这件板瓦出自宫殿区,背面有泥,周边有白灰边勾缝迹象,因此考古专家判断其为宫殿屋顶上的板瓦,陶板瓦解决了建筑屋顶外装修技术上的漏雨问题,开创了古代历史上建筑用瓦的先河,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它是砖。

   
考古方面的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时代较晚的二里头遗址不仅在夏初不可能成为王朝中心都邑所在,而且即使是该遗址第一期也不可能。据报道,二里头遗址近年来发掘出四周围有方正规矩的城垣、内有数组大型建筑群的宫城,但其年代均在进入二期以后。其中较早的3号宫殿建筑基址长逾150米、宽约50米,为至少由北院、中院和南院等3重院落组成的多重大型建筑基址,建造和使用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此期该基址以外已出现了纵横交错的大道,但还未建造宫城城垣。到二里头文化三期,在3号宫殿建筑基址上建起了2、4、6号单体宫殿建筑,刚好分别叠压在3号宫殿建筑的中、南、北院落基址上,并在二期大道路土上建起了宫城城垣。[12]
宫城城垣的晚起,说明二里头遗址的重要性是逐渐增大的。而遗址第一期没有宫殿等大型建筑,说明它当时尚非夏朝都城。尽管二里头遗址显示了从夏中期到夏商之际的文化连续性,文献记载却反映此后夏都仍未固定在那里。这既可能与当时夷夏等族群间的政治、军事形势导致的政治中心有时需要调整转移有关,但也可能是限于当时社会的组织与技术水平,如未修筑沿河堤防,因迫于洪患而无力应对等有关。商王朝都城基本都在孟津以下黄河流域,但前期也曾多次徙都,直到盘庚迁殷以后才基本稳定下来。“更不徙都”的巨大变化,当是以都城附近地区黄河沿岸堤防修筑这一重大水利进步为前提。当治水取得初步成功,并通过禅让,禹成为联盟首领后,由于进一步治水的需要,和联盟共同体的东向扩大,其首脑机构及其所在的政治中心逐渐迁往今河南境内的可能性出现。但因水患比较彻底的治理必然是一长期的过程,特别是尧舜禹联盟一贯有将政治中心设在今襄汾陶寺一带的传统,因而联盟领导机构的地理位置在大禹时期并未改变,乃至启继位之初,夏王朝的政治中心也仍在晋南,所以文献历来将这里称为“大夏”。但禹、启族群自身的中心聚落“阳城”的位置,可能在治水时期已经逐步迁移到了嵩山地区的王城岗一带,并且那里后来一度正式成为夏王朝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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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夏王朝都城的这第一次转移是在何时和何种情况下完成的呢?根据出土和传世文献,启战胜益,继禹成为天下共主后,起初仍将都城保持在陶寺古城。但其后又发生了与有扈氏的甘之战,[13]
和启征西河等役,[14]
大概为了加强对“天下”局势的控制,尤其是控制初步治理水患后已相对易于开发的豫、鲁、皖等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遂很快就将都城迁徙于地理上变得更为居中的王城岗古城。上世纪70年代发掘的王城岗小城[15]位于近年发现的大城东北部,大城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西北拐角处夯土城墙,可见大城晚于小城。[16]
已知小城年代为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二期,该期年代现有的两个数据是公元前2106和2107年;大城使用时间为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三期,该期年代各数据的中间数值均为公元前2060年。王城岗龙山文化第四期年代的数据中间值为公元钱2017-2018年,大城及其城壕在此时已被废弃。[17]
综上看来,王城岗龙山文化小城应为禹、启定都于陶寺时夏族自身的一个邑落,大约是治理洪水期间所建。大城则是陶寺古城因战乱废弃后启迁都王城岗时,在小城的基础上筑成的,以之作为夏王朝的都城。不过,随着启死,史载太康之后,“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18]
此即《左传》哀公六年所谓“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可见以王城岗为都城的时间并不长,仅限于启在位之时。启死后“天下”再度发生政局动荡,导致夏政权旁落,夏王室被迫离开了王城岗古城,因而夏族对这一带的原有土著族群的控制和影响还比较有限。而夏势力又从豫西一带被迫迁徙黄河下游,较长时期处于颠仆流离的不稳定状态。

    最早龙纹陶盘  “暴露”主人身份

   
夏少康中兴以后,夏王朝的政治中心没有重返王城岗大城,但也还不在近河而地势低平的河南偃师二里头。古本《竹书纪年》:“帝宁居原,自迁于老丘。”[19]
帝宁即帝杼,少康之子。看来少康复国后,从黄河下游徙都于原,位于今济原西北的山西与河南两省交界处。但帝杼即位后,又“自迁于老丘”,即再度东迁到豫东的开封东北。大约到夏朝中期,二里头遗址所在地才逐渐成为都城。夏势力及其中心的这一转徙过程,从近年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考古发掘中亦可略窥其迹。为配合“晋南地区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课题研究,由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运城市文物局组成的考古队,对晋南绛县周家庄遗址进行了试掘,遗址位于涑水河北岸二级阶地上,高出现在河道约20米。绛山(南山)在其北,整个遗址坐落在山前冲积扇上,地势由北向南逐渐降低。发掘和调查表明,遗址范围南北长2200、东西长2500米,面积约500万平方米,至少包含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周代6个时期的遗存。其中,仰韶和庙底沟二期遗存主要分布在遗址东南部,龙山时期遗存则遍布整个遗址,但二里头、二里岗时期遗存只是零星分布在遗址东部,周代遗存除东部有零星分布外主要集中在遗址西南部。[20]
该遗址面积巨大,从地理位置上看似与传说中的禹都安邑有关或不远。遗址的文化面貌述说明,尧舜禹时期此地最为繁荣;二里头时期遗存只有零星分布在遗址东部,可能是遗址居民本多属于夏族,启以后已随王室迁往豫鲁等地而此地只留下少数居住者所致。

   
在本次展出的陶寺文化中,产于陶寺文化早期的彩绘龙纹陶盘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彩绘龙纹陶盘。

   
陶寺古城作为唐虞尤其夏朝早期的都邑的连续性史迹昭示我们,当时由部落或邦国构成的政治联盟已具有相当强大的整合力量,联盟的中心都邑的长期不变,反映了各与盟族群已经形成广泛深厚的认同意识,因而能形成稳定的跨地区、族群的大型联合体,其体制相应地也具有明显的延续性。此种高度复杂的先民共同体,无疑至少已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而联盟的持续扩大和内外各族群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矛盾互动,必将导致新的突破,推动联盟体制向早期国家的转变。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人员介绍,在陶寺遗址内,发现了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并出土了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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