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山与安阳出土青铜器及陶范学术研讨会召开,考古首次发现三千年前西周户氏家族青铜器群

原标题:司徒雷登旧藏 德师簋铭文真伪考辨

   
经过半年多的考古清理工作,考古学家最近确认在陕西省宝鸡石鼓山墓地发现的与“禁酒器”相伴面世的青铜器群属于户氏家族所有,其中庑殿式屋顶盖的户彝是目前出土最大的方彝,户氏家族墓地的发现为研究商末周初的时代画卷和古代中国家族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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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村民在挖掘房屋基础时分别发现了青铜器等文物,随后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积极配合文物考古工作,在一座西周早期贵族墓葬中考古出土了青铜礼器31件、玉器2件、陶器1件和兵器与车马器等,其中16件青铜礼器上都铸有族徽、族名等铭文。

  2015 年11 月30 日至12 月4
日,“宝鸡戴家湾、石鼓山与安阳出土青铜器及陶范学术研讨会”分三个阶段,次第于北京、西安和宝鸡召开。本次会议由美国芝加哥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中国台湾地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办。来自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武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上海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等学术机构的30
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西泠印社 2017
年秋季拍卖会“中国历代青铜器专场”中有一件珍贵的拍品——德师盂,系民国时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旧藏。青铜盂平唇口沿,深腹,近底内敛,下有高圈足外撇。颈部有高浮雕龙首,双角折卷,占整个头部一半。两目呈“臣”字形,嘴部简化。以龙首为中心,对称分布浮雕爬行龙纹,头部相对,上顶尖角,下有一小足。背部弓起,尾部岔分两向,其一前勾卷曲,另一蜿蜒至地复又内卷。腹部装饰百乳雷纹,亦称斜方格雷乳纹,鼎、簋和罍的腹部常以之为主要纹饰。图案呈斜方格,每一格边缘作云雷纹,中间有一乳突。百乳雷纹盛行于商代中期、晚期直到西周早期。商代的乳突圆润平坦,西周的则长而尖锐。高圈足上装饰三组对称的爬行龙纹,造型与颈部相同,只是没有高浮雕龙首。盂纹饰较浅,显然经历了大范围的除锈,器身变得纤薄。光亮的皮壳,当是烫蜡所致。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中记载:
“干嘉以前出土之器,磨砻光泽,外敷以蜡。”此法可使青铜器更好的保存,流程是将古铜器先行清洗,用酸梅膏糊清除铜锈,后用兽皮打磨表面,抛光以后涂蜡保护。而盂的底部,保留了原始的锈色,层次丰富,沁没入骨。这种部分清理的现象,见于晚清民国时期。

   
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陕西省宝鸡市考古队队长刘军社说,这批青铜器组合完整、器形巨大、造型优美、铭文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从墓葬形制、铜器类别、铜器铭文、出土陶器等方面判断,墓主人不是姬姓周人,而是与周人在灭商战争中的同盟军——户姓的羌戎人,宝鸡石鼓山墓地可初步确认为户氏家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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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青铜器上发现的铭文虽然字数不多,但信息量大。涉及的族徽有鸟、正、万、户、冉、曲、单、亚羌等,涉及的人名以日名为主,有父甲、父乙、父丁等。虽然该墓涉及日名、族徽器物众多,但墓主人只能是其中之一。由于日名是对过世之人的称谓,一般是天干字前加上亲属的称谓,在商代最为流行,但姬姓周人是不用日名和族徽的。由此判断,这座高级贵族墓凡涉及族徽与日名的器物,都是非姬姓周人的。

  宝鸡戴家湾-石鼓山铜器群的基本情况、器主与族属

拍卖图录《司徒雷登旧物——青铜德师盂小析》认为这件铜器是盂,青铜盂为大型盛饭器,兼可盛水盛冰,一般为侈口深腹圈足,有兽首耳或附耳,少量无耳。相对其他器物,盂存世量较少。有些大型盂自铭为“饪盂”,由此可知其主要用途是盛放熟饭,可能与簋配合使用,簋中饭取自盂中。盂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前段,妇好墓即有发现,流行于西周,春秋时期尚有所见。商晚期有部分无耳簋与盂相似,但体量较小。西周中期有类小型的盂,即自铭为“簋”,足见两者的差别在于大小。此件容量远较簋为大,因此《司徒雷登旧物——青铜德师盂小析》认为定名为“盂”更为准确。但我认为这件铜器当是典型的带有斜方格低乳钉的无耳盆式簋,属于世民等先生在《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簋里所分的
I 型 1 式,按照铜器命名的惯例,当称之为“德师簋”。

   
刘军社说,在众多青铜器中,“户”族器物是首次发现,其中两件户卣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应属一对列卣,户彝则是目前发现商周方彝中体型最大的一件。三件户氏青铜器放置于大型铜禁之上,处于墓室北壁正中,属于最突出的位置。从摆设情况看,铜禁上放置户彝、户卣(大)、禁(小)、户卣(小,置于小禁之上)和斗。这六件器物为一组,由于摆放位置显赫,我们推测这一组器物应当是墓主人的器物,也就是说这个“户”就是墓的主人

 

从整体的形制和纹饰来说,它最接近宝鸡石鼓山三号墓所出的盆式簋。石鼓山三号墓所出的盆式簋时代属于商末周初,这种形制和纹饰的簋是商末周初典型的器形,所以这件德师簋的相对年代也应该属于商末周初。

   
由于该墓出土了唯一一件陶器——高领袋足鬲。一般认为高领袋足陶鬲是姜戎族典型的器物。同墓出土的“亚羌”器罍的族徽之下还铸有“父乙”二字,表明商周时期主要生活在关中西部等地的“羌方”与商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也间接表明墓主人非姬姓周人,是姜戎人(姜姓戎人为羌人的一支)。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昭容教授介绍了《宝鸡戴家湾与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铜器》的编纂著录过程。该图录由陈昭容、张懋镕、李峰牵头编纂,图录收录明确可证出土于戴家湾和石鼓山的青铜器190
件,所收器物共涉及全球22 家收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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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亚羌父乙罍摆放的位置看,紧靠铜禁,与户器紧靠在一起,也处于显要位置。“亚羌父乙罍”主人虽然起名依照商人,但其族属无疑是羌族。“亚羌父乙罍”的位置与户器关系密切,可能表明他们是同一个族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研究员介绍了陈梦家遗稿中关于《右辅瓌宝留珍》的笔记情况。这份笔记对于确定戴家湾青铜器的归属、尺寸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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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社认为,扣除与日名相关的青铜器物,初步判断属于墓主人的器物共15件,分别是禁、户彝、户卣、斗、扉棱鼎、乳丁纹鼎、觯、盆式簋、方座簋、双耳簋等。那么,其他族属的器物为什么会出土于户氏家族的墓葬?其实在西周前期墓葬随葬的青铜器中,除墓主的铜器之外,普遍还有更多的铜器不是墓主的。一般认为是通过战争掠夺来的,也就是武王灭商战争中的战利品和传世品。

 

石鼓山周墓 2012—2014
年,在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所在的石鼓山上,发现一处西周早期高等级贵族墓地,四座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为研究西周早期青铜器的形制特点、商末周初宝鸡市区贵族采邑和政治地理格局提供了重要依据,是近年商周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

   
陕西宝鸡是周人的发祥地,世有青铜重器出土,为古代中国的青铜时代研究提供了重多的标准器。专家认为,此次户氏家族墓地的首次发现,不仅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丰富了宝鸡地区商周封邑的分布区域,更为研究古代中国的族群关系和家族文化史的发展等提供了新资料。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刘军社研究员介绍了宝鸡戴家湾铜器群的基本情况。他认为,戴家湾1901
年墓最显著的器物是以鼎族、雨族为主体的家族墓地。他认为戴家湾·斗鸡台墓地是姜戎族群的墓地。宝鸡市考古工作队辛怡华研究员认为1927
年发现的戴家湾M16
墓主应该是跟随周公东征的将领,墓主与周公家族有婚姻关系。墓主所出的鲁侯熙鬲是晚辈鲁侯熙为墓主送来的賵賻助葬器物,墓主当与周公家族联姻。

下面再看簋的铭文。铭文在其内底,计两行十五字,图录说明释为“隹王八月,德师易三十贝,用乍宝尊彝”。《司徒雷登旧物——青铜德师盂小析》认为腹内铭文亦经人剔刻,导致部分字迹有失原味,却也从侧面反映了此物重见天日的大致年代。铭文所体现的金文,带有晚清书法特点。陈介祺在《传古别录》中曾言:“刀剔最劣,既有刀痕而失浑古,其损字之原边为尤甚,全失古人之真,而改为今人心中所有之字,今人手中所写之字矣。”因此,这种剔刻佐证了青铜盂大抵在晚清民国时期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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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丁岩副研究员对石鼓山M4
的级别进行了分析。认为从规模上看石鼓山M4
墓主当低于同时期带墓道大墓的墓主,而就长方形竖穴土圹墓的墓主比较来看,似乎略低于曾侯夫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阐述了自己对石鼓山墓地的认识。他认为在商周之际的非商文化区内,凡是一个墓葬中有多个族徽的,其墓葬年代必然进入西周。他指出石鼓山墓地族属之争,实际上就是先周文化探索之争,具体而言就是高领袋足鬲的族属之争。他认为石鼓山墓地的墓主是姬姓周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董珊副教授则对宝鸡石鼓山与洛阳马坡出土的臣辰铜器进行了专项分析。他认为石鼓山M3
六号龛铜盆与三号龛铜爵上原先被释为“曲”的铭文,应该释为“辰”。

我认为德师簋铭文值得怀疑,首先这种商末周初时期的盆式簋通常没有铭文,即使有铭文,也常常是一个族徽或族徽加日名,没有超过十个字的。再从字体来看,商末周初时期的金文笔划肥硕,多波磔,整体布局错落有致,金文横竖行排列不是很整齐,德师簋铭文笔划较细,笔划没有肥笔的特点,横竖排列整齐,是西周中期才有的特点。仔细查看德师簋铭文中的每一个字,字体拙劣,字口较浅,一望即可知其为伪。“德师”,名字也比较怪异,金文中的人名一般都是职官名称加上私名,正确的称呼当是“师德”,金文中师加私名的例子很多,如师同、师旗、师
、师卫、师望等,“德师”这种名字不类。“隹王八月”没有王年,后面也没有月相干支记日这样的时间。“德师易三十贝,用乍宝尊彝”里面没有主语,赐三十贝,这样的句子也很怪异,商末周初赐贝一般都会说多少朋。

 

综上,我认为这件簋的时代属于商末周初,铜器本身属于真品无疑,铭文是伪造的,伪造的时间可能是晚清民国。由于司徒雷登是外国人,对于商周金文不是很了解,所以才会被古董商伪造的铭文所蒙蔽。

  宝鸡戴家湾-石鼓山铜器群的工艺特点、年代与产地

(作者为上海三唐美术馆馆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石鼓山墓葬出土铜器的年代判断,是戴家湾-石鼓山墓葬研究的核心问题,学者之间的看法分歧较大。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天恩研究员认为石鼓山墓葬出土铜器铭文有三类——范刻、范塑和模刻。从铭文铸作工艺看,石鼓山墓葬的铜器应该还是来自于殷墟为代表的晚商青铜铸造工业。上海博物馆廉海萍研究员认为从铸造技术看,石鼓山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都采用了安阳的技术传统,仅有两件器物和安阳的技术传统不太一样。她还介绍了石鼓山户卣盖泥芯的检测分析结果,即户卣泥芯分析结果最接近安阳组,而与李家、侯马组差别较大。陕西师范大学张懋镕教授从铜尊、卣的形体、纹饰、局部变化入手,认为石鼓山出土的卣、尊仍应该是西周早期的工匠模仿殷墟铸铜作坊的产品制作的。

 

  上海博物馆周亚研究员专门分析了大都会博物馆藏、天津博物馆藏和石鼓山M3
出土的三件大型青铜禁,从规格大小、器壁镂孔情况、纹饰装饰、内壁加强筋设置、禁面放置器物的痕迹等多个角度对三件铜禁进行了对比。

 

  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认为,铜器的相对年代不可绝对化定位,朝代更替不等于物质文化的变更,但是朝代更替可能引发某些物质文化因素的兴废。他系统对比了目前已知的凤鸟出戟卣,认为石鼓山禁、户卣属于西周时期的产品。他从艺术史的研究方式分析了戴家湾-石鼓山铜器群的纹样特点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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