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岗殷商遗址1001墓出土玉石器赏析,夏商玉器与玉文化学术研讨会

原标题:西北岗殷商遗址1001墓出土玉石器赏析

殷墟是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位于安阳市区西北洹河南北两岸。西起北辛庄,东到洹上村,全长约5.6公里,北自西北冈、后小营村,南达铁路苗圃、郭家庄,约4.5公里…

  第一场

西北岗殷商遗址1001墓出土玉石器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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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玉器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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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是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位于安阳市区西北洹河南北两岸。西起北辛庄,东到洹上村,全长约5.6公里,北自西北冈、后小营村,南达铁路苗圃、郭家庄,约4.5公里。其中心部位在今小屯村一带,范围大约24平方公里。据文献记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亡国,整个商代后期以此为都,共经8代12王273年。年代约当公元前14世纪末至公元前11世纪。遗址发现于20世纪初,1928年开始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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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屯一带占地名叫北蒙,又叫殷。商朝第十代王盘庚为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商王室的统治,于公元前14世纪末决定“震动万民以迁”。他率领贵族和平民离开了原来的都城奄,西渡黄河,把都城迁到殷,自此,历史上把商朝常称为殷朝,或者殷商。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兴兵伐商,在牧野大战中,商“前徒倒戈”,帝辛兵败自焚,殷商亡国,小屯一带的都城逐渐沦为废墟,湮没地下,后人因此称此地为殷墟。

  朱乃诚研究员主要围绕妇好墓中玉礼器、仪仗类玉器和玉料来源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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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首先在被称为“龙骨”的中药上发现了契刻文字甲骨卜辞,后经罗振玉调查,弄清了甲骨卜辞出土于安阳市小屯村,并在甲骨卜辞上发现了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明这些卜辞为商代甲骨文。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王亥、王恒、上甲等商代诸先公进行考证,证实《史记》、《世本》所记载的商王朝世系是可信的。同时根据受祭的帝王有康祖丁、武祖乙、文祖丁(即康丁、武乙、文丁)之称,确定帝乙之世尚建都于此,从而确定《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亡“更不迁都”之说符合历史事实。这一见解为大多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所赞同。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纠正了自唐杜佑《通典》、宋吕大临《考古图》起,出现安阳西北5里、洹水之滨为河亶甲城的误传,证实《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为殷墟”的记载是正确的。这样,以商代甲骨的发现为契机,商代后期的王都遗址一殷墟遂告发现,开始了发掘和研究。

  关于妇好墓玉器中玉礼器的问题,他通过对以往所认为的玉礼器的分析,如玉琮、圭、璧、璇玑、环、瑗、璜、玦、簋、盘,认为只有玉簋与玉盘可能曾在妇好墓落葬仪式中作为礼仪用器使用过,但不是专用的玉礼器。其他八种都不是礼器,因此推测商代武丁时期不存在专用的玉礼器。妇好墓早于《周礼》成书近千年,而且妇好墓玉器中有大量商代晚期之前的早期玉器,不能以《周礼》记载的玉器定义来筐定、研究妇好墓玉器。
 
  关于妇好墓中仪仗类玉器问题,他认为由于武丁时期的玉料稀少而珍贵,制作的小型玉器,大多利用早期玉器改制或获取方国玉器改制,而妇好墓中的玉戈,虽然有些是石质的,但大量的是玉质,用大量的玉料制作没有实际使用功能的仪仗性能的玉戈,不可思意。因此,玉戈都是实用的兵器,而非仪仗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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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发掘始于1928年,到1937年止,10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此共发掘15次,主要收获有:根据高楼应后岗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弄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文化的时间先后问题;根据在侯家庄西北岗西区发掘的7座大墓中出土的丰富精美的随葬品以及大墓周围分布有1200多座排列整齐的小型墓和祭祀坑,从而断定这里是商代王陵所在地。另外,在小屯村东北还发现了商代建筑墓址34座,包括宫殿和宗庙遗址。特别是127号坑中,出土刻字甲骨17000万多块,丰富了商代历史文化研究资料。

  妇好墓玉料的来源问题应首先进行考古学的探索,即通过考古学研究明确妇好墓各种玉器的文化面貌及文化属性,然后依据玉器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化属性再进行玉器玉料来源的探索。通过梳理和分析,他认为妇好墓中750多件玉器,约百分之三十以上是早期玉器,另有约百分之三十以上是利用早期玉器改制的作品。武丁时期,用玉兴盛,玉雕手工艺发展较快,但是却大量使用早期玉器,反映了当时越聊贫乏很贵,推测当时商王室并没有直接掌握大型的玉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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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40余年来,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主持下,殷墟的发掘研究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其较重要的有:武官村大墓和妇好墓的发掘;西北岗祭祀坑与后岗祭祀的发掘;小屯村北宫殿区的发掘;苗圃北地商代铸铜遗址的发掘以及小屯南地甲骨卜辞的出土等。武官村大墓发掘于1950年,墓葬面积340平方米,容积为16.5立方米,是4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座商贵州墓。该墓呈“中”字型,早年被盗,且有焚烧现象,因此,棺木和墓主人骨骼巳损坏无余。椁外边满铺用竹木皮革做成雕花涂朱仪仗,可惜均已朽烂。东侧埋有男性17人,西侧埋有女性24人,没发现被杀戮和捆缚痕迹。从死者埋葬情况分析,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亲信侍从和姬妾之类人物。在墓室上部还发现人头34个,均为回填墓室层层夯筑过程中埋进去的。虽然该墓早年被盗,但仍出土部分重要文物,其出土的虎纹大石磐,制作精致,音色优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武官村大墓的发掘,证实了文献中有关奴隶制社会中“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的残酷野蛮的人殉制度。因此,这些材料作为论证商代是奴隶社会的富有说服力的物证而引起人们的重视。1976年发掘的商代第二十三代王武丁的配偶“妇好”之墓,是一座在殷墟发掘史上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而确定其年代和墓主人身份的商王室墓葬。该墓位于小屯村西北部,虽然其规模不大,与同类墓葬并无多少特殊之处,但墓中随葬物品既多而精,器类齐全,在殷墟考古史上是仅见的。墓中随葬物品总数达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石器63件、宝石制品47件、骨器564件。在200余件青铜礼器中,计有方鼎、困鼎、偶方彝三联甗、簋、尊、壶、瓿、缶、觥、斝、盉、爵、觚、盘等,各类齐全,几乎包括了殷墟出土铜器的所有品种。其中偶方彝、三联甗和鴞尊,都是前所见未见而富有特色的青铜器。玉器大多为现实生活中常见的飞禽、走兽、鱼鳖、虫蚁之类动物的玉雕,商代的匠人们运用线雕、浮雕和圆雕等不同手法,形象而真实地雕琢出虎、熊、象、鹿、马、牛、羊、狗、猴、兔、鹤、鹰、鸽、燕、鸱鴞、鹦鹉、鸬鹚、雁、鸭、鹅、鱼、蛙、鳖、蝉、蚕、螳螂、螺蛳等20多种动物,这些玉雕对于研究当时生态及自然环境是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妇好墓还出土了十多件玉雕人像和人头像。匠人们用写实手法,把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人物及服饰、发饰都作了比较细腻的刻划。有的高领窄袖、腰束宽带,有的无衣无褐、赤身裸体。人像的面部,都是粗眉大眼、高额骨蒙古人种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些人物形象不仅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而且对研究人种和他们的社会生活,也是很宝贵的资料。另外,妇好墓中出土的两件象牙杯,通体镶有绿松石图纹,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妇好之名在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常见,据卜辞记载,她曾主持过许多重要的祭祀活动,并多次率领士卒去征伐夷方、土方、羌方、巴方等国,是武丁时代显赫一时的重要人物。因此,妇好墓的发现,对探讨商代礼制,考订殷墟商王大墓及青铜年代,研究商代社会历史都布十分重要的意义。

  2.邓淑苹(台北故宫博物院):《柄形器:一个跨三代的神秘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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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官村大墓的南面偏东即西北岗一带,有奴隶杀殉坑4排17个,每座杀殉坑内埋10个被砍了头的奴隶。杀殉坑还有成排的乱葬坑,坑内全是无头尸骨,有些是把砍下的头颅连同尸骨埋在一起,这些是每年祭祀王陵时被当作人牲而惨遭杀害的奴隶。1976年,在对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勘探发掘中,在4700平方米的范围内,共清理191个祭祀坑,发现1178个俘虏和奴隶作为祭祀牺牲而杀戮。实际上,通过勘探得知,这一区域是商王室祭祀先祖用的公共祭祀场,面积约数万平米。解放前在这片祭祀场西北曾经发掘了1000多座小墓,其中有些坑中所埋的无头躯体、人头及禽兽、器物等,也是祭祀的牺牲和祭品,应属祭祀场的一部分。在这个祭祀场中,前后共杀埋了多少祭祀的牺性,目前虽还不能确知,但在卜辞里,有人曾找出有关人祭的甲骨1350片、卜辞1992条,共杀13052人。另外,还有1145条卜辞未记人数,如果都按1人记,全部杀人祭祀,至少在14197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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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的中心是商王居住的宫殿区,坐落在洹河南岸小屯村北一带,目前,发现的王宫建筑墓址已达50多处,这些建筑墓址或者排列成行,或者互相连接。据发掘资料推断,这些建筑物建在厚实的夯土台基之上,由夯土墙、木质棵柱、门户廊檐、四柱屋顶等部分组成。宫殿基址的形状多种多样,有矩形、方形、凸形、凹形,最大的南北长约85米,宽约14.5米。殷墟宫殿建造的过程基本上是先奠基,然后置础,置础时先挖一方坑或圆坑,夯打后即放置柱石,柱石直径约10—13厘米,部分也用铜础。柱子则直接安立于柱石之上。其中一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就有3行34个柱础。在发掘宫殿基础的过程中,大都发现杀牲甚至杀人的祭祀坑,有一座规模较小的宫殿,在它的屋基前面,便发现埋有1个人、10头牛、5只羊、21只狗。这些仅仅是奠基和置础用的,建筑物安门时,在门的左右两侧和前面埋有持戈执盾的武装侍从,人数达五、六人,其中有不少是活埋的。更为残忍的是,埋在门下的还有几岁的小孩。

  邓淑苹研究员首先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将具有礼制意义的玉器刻意改制成他器,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暗示玉器的制作者与改制者应属不同的族群,二族群有不同的宗教思想及礼俗。由此同样可以来看待春秋时期玉柄形器的改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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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商代后期,文字的使用已相当普遍。90多年来,殷墟出士的带字甲骨总共布16万多片,4500多文字。从文字结构方面考察,除了象形以外,形声、会意、假借等比较进步的方法已经普遍应用。甲骨文是占卜后的刻字记录,即卜辞,占卜记录的内容,多是王室的祭祀、天象、田猎、年岁、农业、征伐、王事等各方面的资料,可以说是商王室的档案资料库。为研究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玉柄形器在中国古代大约有千余年的历史。约于公元前19-18世紀出现于后石家河文化中,向北传播至二里头文化;大盛于商至西周,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前半,也就是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逐渐消失,贯穿夏、商、周三代。夏代柄形器主要出自于二里头遗址,为二里头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类,可分为两型:A型光素无纹,B型浅浮雕阳纹。商代早中期主要流行光素无纹的柄形器,并成为中原地区最重要的玉礼器之一。商代晚期柄形器出现A、B两型开始融合的现象。西周柄形器出现新的样式,其发展与整个礼制史同步。由于玉柄形器经历了漫长的存在与发展时期,它在上古礼制中的角色功能可能有过改变。最初是由后石家河文化中神祖面像窄长化而成下端似榫可竖插的神祖牌,商晚期安阳后冈出土六个朱书祖先名号的柄形器可为明证。过去学界多关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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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时期是我国青铜文化的繁荣昌盛时期,制造出大量的造型艺术和工艺技术部十分精湛的青铜器。1939年出士的“司母戊方鼎”,是殷商青铜器的第一重器,其形式雄伟,纹饰壮丽、精致,集中体现了殷商晚期冶铸业的技艺水平和生产能力。殷墟的青铜铸造作坊,位于殷墟东部的苗圃北地,1959年在此发掘出土数以千计的各类陶范及大量的坩埚残片,是殷墟范围内较大的一处铸铜作坊遗址,发现有直径约80厘米的熔炉遗迹,估计应为浇铸司母戊方鼎的熔铜炉。

  周中晚期之交“礼制革命”导致青铜器的变化,其实玉器承载礼制意义尤胜于铜器。雕琢精美纹饰的西周中期柄形器,被切割改制成纹饰不算精美,款式却甚新颖的西周晚期服饰用玉器,说明远古依托于“物精信仰”的礼制正面临崩解。由于柄形器的重要性,在古文献中应有自己的名称,她认为柄形器的古代器名可能就是“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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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来,通过对殷墟发现的重要遗迹和遗物的研究成果表明,殷墟作为迄今3000多年前的城市,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也是世界东方文明的象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此专门设立机构进行殷墟的发掘研究工作。

  1.孙庆伟(北京大学):《重与句芒——几种石家河玉器的属性与历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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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石家河文化曾出土有几批玉器,尤其是去年石家河遗址谭家岭地点出土了一百多件玉器引起了学术新的重视和关注。他认为石家河玉器中的三种主要母题,即神人兽面像、人头像、鸟纹牌状玉器,与神祖面纹相关。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器来自于东夷,这批玉器是随着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进入江汉平原出现的,这个时间和背景是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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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主要母题的实质就是代表了重与句芒。母题有三种主要组合方式:神人组合、鸟人组合、神鸟组合。东夷玉器之所以集中在石家河,与禹征三苗有关,禹征三苗时得到了东夷族的支持和帮助。在尧舜禹时期,华夏和东夷联合多于对峙,尧舜禹的禅让就是华夏和东夷的轮流执政。江汉平原出土的“句芒”类玉器应该就是参与征伐三苗的皋陶族将士的遗留物,推测类似玉器会在豫西和山东地区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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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朱海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州增城墨依山考古发现商时期牙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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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依山先秦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是为配合广州北三环高速二期工程建设项目而开展,总计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清理商至明清时期墓葬127座,出土各时期文物197件套。其中商时期墓葬76座,出土有牙璋、T型玉环、玉环饰、玉管饰、小石锛、大口尊等。 尤为重要的是商时期的墓葬中发掘出土了两件牙璋,分别出自于M70、M66,这是广东目前为止明确出土于墓葬的牙璋。其中66号墓出土牙璋与香港大湾遗址出土牙璋比较近似。这两座墓葬在同时期墓葬中规模较大,不仅出土有牙璋,而且还出土了领玉环、石锛、大口尊等。这些新材料的发现为商时期广东地区社会面貌和广东与中原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3.张光辉(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兴县碧村龙山玉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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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村遗址为山西新发现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时期一处重要的遗址,距离石峁遗址约50公里。遗址中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玉器,碧村玉器以青色、墨色和浅黄色为主,包括玉璧(大孔璧、小孔璧、牙璧)、玉琮、玉钺、玉刀、玉璜等。 碧村遗址的相对年代为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早期,绝对年代上限在2100BC左右,下限不晚于1900BC。小玉梁是碧村遗址的一个核心区,也是该遗址发现玉器最为集中的地点,根据小玉梁地点出土陶器及测年数据,初步确定其玉器年代约在龙山末期,即夏初前后。根据石峁、新华、碧村等遗址发掘情况,这一区域玉器出土状况较复杂,这些玉器主要用于随葬和祭祀,在生活垃圾区发现的残件,说明也存在一部分生活用玉。这一地区发现玉器的遗址从几万平方米,数十万平方米乃至数百万平方米,可见其并非大型遗址的专利,玉器是各类社群追逐的对象,是社群内部分化及其崇玉观念的具体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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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方向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夏商时期钺、大刀、璋等端刃玉器变迁的考古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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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夏商时期(1800~1046BC)钺、大刀、璋等端刃玉器的变迁,首先要回顾龙山时代至夏时期东亚玉器的基本格局:原先一枝独秀的良渚玉文明已降下帷幕,但留下了玉的矿物学认知、琢玉工艺反映原始宗教信仰以及需要高度复杂化社会组织支撑的政治和精神遗产;海岱、两湖和陕北晋南三地玉文明异军突起;端刃玉器主要是钺、大刀和璋。其次考察进入夏商时期这三类端刃玉器此起彼伏、区域特点的变迁,以及背后的考古学文化背景:以海岱为代表的东方地区,在良渚消亡之后承接了钺的大旗,至夏商时期从钺的多孔衍变为大孔,以及两侧边的介字形冠扉棱,玉钺和青铜钺同步发展,钺继续以东方为主要分布区;长方体的多孔大刀夏商之际开始没落,乃至彻底退出舞台,这类多孔大刀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上游,延续到夏时期,到了商代基本不见,西周时期的甘肃等西部地区出现的青铜多孔大刀应是玉大刀的残存和延续。璋主要出现于夏时期黄河中游,牙璋出现后,梯形玉大刀式微,钺、璋很可能是东西两大分布区的标志性玉器。值得注意的是璋虽然分布范围广,尤其是夏时期前后政治的意义重大,但是进入到商时期,却并不是主流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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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陈丽碧(香港海事博物馆)《再思殷商的大理石动物性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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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殷商时期的大理石动物雕塑的研究,认为材质决定了大理石雕塑的造型,可以软玉为对比。妇好墓出土的众多片状玉器以软玉为主,其造型多由几何形玉片雕琢而成,制作精美,而大理石雕塑尺寸比较大、圆雕多,雕刻也较粗糙。大理石容器很多是青铜礼器的微型版,也有礼仪用器,如俎。殷商的动物形象以概念性为主,可从甲骨文的语言学入手来借助理解,它们的功能与其他礼仪用器如青铜、象牙是相通的;有别于西周玉器佩饰阶级功能清晰化,殷商时期的动物形玉器或更具有明确的赏析功能。妇好墓出土的圆雕玉器具有复杂的来源性,有红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草原文化、南方动物礼器等。西周时期的玉石器动物
“因形施材”,殷商时期不同的原因是对动物、天、人有不同的认识。
 
  2.刘云辉(陕西省文物局):《陕西出土的夏商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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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出土的夏代玉器类型有牙璋、玉钺、玉锛、玉刀、玉戈、柄形器等,虽然数量并不是很多,但它的价值和意义却不容忽视。陕西尽管不是夏王朝的中心所在,但这里出土的相当夏代早期的玉器却是非常精致,以牙璋和玉刀而言,无论是材质之优美,还是雕琢工艺之精湛,并不比夏王朝中心之地出土的玉器有丝毫逊色之处,是我们研究夏代玉器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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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出土的商代玉器种类在中原统治的中心地区皆可见到,但数量依然不多,因为这里不是商代统治的中心区域。但所出土的商代玉器并不乏一些颇具特色的精品,这些玉器绝大多数都不是在陕西制作的,它应是来自商代晚期都城殷墟,是周人灭商后的掠夺物,属于殷商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人将商玉或当作宝物收藏或直接使用,或加刻铭文或加以改制再利用。
研究商代玉器,除了必须重视从商代遗址和墓葬出土的玉器之外,还必须重视那些从晚期遗址尤其是晚期墓葬中发现的早期遗物,墓葬中的早期遗物对后期使用者而言,就是传世品,传世品往往都是精品。換言之,只要是精品,传之后世的可能性更大。 
 
  3.黄建秋(南京大学)《简论妇好墓部分玉器造型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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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资料显示,史前时期有四个玉器中心:东北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华西的齐家文化。它们都不在商王朝所处的中心地区,属于外围地带。这些地区的玉器造型与妇好墓玉器有着貌似和神似的关联。妇好墓出土的蟠龙、龙形玦、琮、柄饰、梳子、玉人、侧身玉人、鹦鹉、蝉等玉器不是起源于中原地区的古文化,而是以辽东半岛、长江中下游地区古文化玉器为原型、经过改造和艺术加工的折衷玉器。它们是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充分展示了玉器由史前时期向历史时期转变的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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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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